发展升级预示着改革方向的调整。当前，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逐渐清晰化：对自然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巨大，人民安全健康受到威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又不均匀等，这既令中国经济增长付出代价，也是中国持续发展需要跨越的门槛。

“紧张”

自然资源的供求紧张，已不仅是对未来的警示，而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困局。

资源消耗，留下隐患。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6倍。到2005年，我国的石油消费为3.2亿吨，对外依存度近50%。国际能源机构预测，我国2010年和2015年原油缺口将分别达到1.8亿吨和2亿吨。

对资源的大量需求不仅使我国的能源、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造成紧张局面，而且也使土地、淡水等可再生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由于长期高度依赖地下水资源，目前华北地区已有近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相当于四个北京市的面积。有关专家以上海为样本推测，地面每沉降1毫米，经济损失即达一千万元。

效率不提，难以为继。

我国经济目前正在快速向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转变，加上现有规模巨大的加工业和低附加值产业，资源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现象普遍存在。

中国科学院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

数据显示，2002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1.19，2003年上升到1.42，2004年更高达1.8以上。也就是说，今后我国要用能源消费翻两番来支撑GDP翻一番，以这样的规模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资源开发得不偿失。如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稀土资源，近15年来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而正是这种低廉的价格，换取了我国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以及附带的战略优势。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此外，环境成本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中常常被忽视，而实际上这一附加成本十分高昂。经不完全而且保守核算，2004年污染损失为5118.2亿元，占到了当年GDP的3.05%。

安全软肋暴露无遗。随着国内生产对能源资源需求迅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第一时间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而我国很难作出回避或缓冲。

如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却不能掌握铁矿石国际市场价格的话语权，2005、2006连续两年铁矿石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极大地冲击了国内钢铁生产行业。

同时，运输安全问题也成为可能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石油进口途径较为单一，对海上运输通道过于依赖，这些现状都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

“保护”

需要进行保护的，除了劳动者的人身安全之外，还包括生态环境和全体国民的健康。

极力防范生产事故，是保护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2006年，我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了8.1%，同时付出了4746个鲜活的生命。今年1月份，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了34.5%和38.7%，矿难多发的态势仍未减缓。

除已经成为矛盾焦点的小煤矿安全，我国各大江河水系沿线广布的化工项目存在同样的安全隐患，一旦引发，可能造成更大的生产事故。

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中的排查结果显示，在7500多个化工石化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这是近年来突发性水环境污染事故激增的根本原因。

从防范安全事故，到关注环境和人的健康，“保护”内涵进一步丰富。专家指出，目前，我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将近3亿农村人口的饮用水不合格；一半以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

环境的恶化和防护措施的不足，导致职业病危害尤为严峻。据劳动部门统计，2005年末全国暴露在各种职业危害因素下的劳动人口多达2亿人，每年新增职业病患者1万人以上。其中，尘肺病的威胁最为严重。专家警告，目前尘肺病患者有100万人以上，近年来在农民工中扩散迅速，2010年前后将成为中国农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表明，农民工患病后的昂贵医疗费用以及劳动能力的丧失、死亡，不仅使农村众多家庭迅速贫困，而且普遍面临家庭解体、老人无人赡养、孩子失学等问题，其危害绝不亚于突发性的安全事故。

保护指向“健康消耗”。有专家分析，我国经济起飞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国民健康积累基础上的，据测算，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医学专家认为，我国每年200多万的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相关，全国人民都在为环境污染支付经济和健康成本。世界银行预测，我国因肿瘤患者造成的损失是1432亿元人民币，2020年将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占当时GDP的24.4%。

自主创新

重引进、轻消化，重加工、轻品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短平快”思路，导致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目前，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也占60%至90%。

高出口低利润，在产业利润曲线中赚取最低部分。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基本上处于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时期，高出口却只带来低利润，商品在市场流程中的研发、设计、技术和品牌销售服务都被发达国家垄断，即所谓两头在外、绝大部分利润送给了发达国家。

专家估算，处在两头的产业利润率在20%至25%之间，也就是说，每100元的利润中，中国只能得到5元，换来的却是资源大量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的后遗症。同样有数据表明，中国出口赚取1元利润，跨国公司赚取6元。

高产值低工资拉大分配差距，抑制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近二十多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工资增长却相对迟滞。有资料显示，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目前仍不足15%。

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到每个月仅有875元。有学者指出，我国GDP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10年仅提高了68元，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

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低成本有效降低了制度转变的交易成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没有相应地普遍增长，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国内消费能力的不足，无法以内需有效拉动经济增长。长远来看，工资水平低下严重阻碍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阻碍了企业对创新的投入和产业的升级，也阻碍了建立前二者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创新能力薄弱造成整体竞争被动局面。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3%，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1%，中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的约占30%，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

研发投入不足，限制了自主创新的整个链条，对基础研究的限制尤为明显，而许多行业核心技术不能突破，却往往源于基础研究的薄弱。

就业

我国目前就业市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二是存在结构性错位，总体上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

总体上劳动力供大于求，高级岗位劳动力供不应求，二者并存。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持续严峻。2006年，我国就业岗位缺口达到1400万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加75万人。据世界银行预测，从2000年至202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呈现增长势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内不会改变，而且矛盾将更加突出。（杨琳 董瑞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