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少使用汉字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就是日本发现跟错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师傅”，特别是大清1840年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教训，强大的危机感不仅促使日本产生“脱亚入欧”的迫切感，还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废除汉字的强烈要求。幕府末年，前岛密向德川将军上书《汉字废止之议》，就主张效仿西洋采用音符字而废弃汉字。以后，在明治、大正、昭和前期，不断有折衷方案，即限制汉字使用的方案，如《常用汉字表》和《标准汉字表》的法制化。
1923年的《常用汉字表》，就限制只可使用1962个汉字(小学国语教科书只收1360个字)；1942年再发表《标准汉字表》，准许使用常用汉字1134个，准常用汉字1320个，特别汉字74个，总共是2528个字。后来再修正为小学教2669个，唯一般人使用不受限制。
战后，限制使用汉字的势力更抬头，加上美国占领当局的示意，1946年12月公布新的《当用汉字表》，共收1850个汉字，规定所有教科书、报纸及官厅文书，不得使用当用汉字以外的汉字。1947年9月，又发表《当用汉字别表》，只有881个字，从此接受6年小学义务教育的日本人，只须学习881个汉字。
日本的国策是，虽然不废除汉字，却通过减少使用、简化写法、整理读音，以达到限制使用汉字数量的目的。比如，一、同意义的字，废掉不常用的；二、尽量淘汰笔划多困难写的字；三、科学术语、农工商用语，尽量废掉汉字；四、可以用假名直接表示的词，尽量避免使用汉字；五、新输入的外国地名、人名、新术语，原则上用假名译音，不使用汉字。
中日汉字简化异同
文字的基本任务是沟通，而汉字对日本人来说归根究底还是一个舶来品，更需要易写、易记、易学，因此最初、最积极简化汉字的工作就在日本展开。中国的简化汉字不仅从日本获得不少灵感，实际也参考了不少日本经验，只是中日两国的语言体系不同，特别是中国汉字到了日本发音就变了样，中日简化汉字开始也不能走同一的标音路线。
日本简化汉字的原则，(1)采用社会上通行的简笔字，如“万”代“萬 ”，“虫”代“蟲 ”；(2)充分利用同音假借，如“余”代“馀”，以“斗”代“闘”；(3)以含意类似的字代替，如以“编集”代“编辑”，以“連”代“聯”。一个标准是，把所有汉字简化到20划以下。减少点划，变化字形，移易偏旁，省略头尾，大刀阔斧进行。结果是1948年4月制定了《新略字表》，把《当用汉字表》1985个汉字中，规定了774个为简体字。
通过这些改革，日本人只需认识《常用汉字总表》的1942个汉字，在假名的协助下，看书、读报并无大碍。当然，认识更多非常用汉字，熟读更多四字成语，日本人同样可以尽情享受读书之乐。从文盲几近绝迹，文化水平为亚洲之冠等现实情况来看，汉字的简，汉字数量的减少，以及书写的简化，都有功不可抹的贡献。战后日本，大量汉字被废弃，再经改头换面的简化，汉字在日本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但并不影响日本的文化成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能否开历史倒车？
从总体来看，日本汉字和中国汉字已经分道扬镳。不料却有人提议，要将13亿中国人已经熟悉了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加以废除，回到古老的繁体字时代去，这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也是把13亿人前途当儿戏的妄动。
据说，有来自天津，还曾经留学日本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今年3月间向北京两会建议，全国以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他的理由有三：一、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二、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现在电脑已经解决了问题。三、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也有利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汉字跟世界所有文字一样，首先是文化的载体，沟通的工具；其次，电脑确是解决了传播的问题，但学习和使用，特别是中文的世界化还有不少问题需待克服；第三，一些人坚持，繁体字才是“正字”，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消除了政治阻碍，正如水往低处流，特别是外国人会选择简单、易学、易记的简体字，中文的国际化会越来越显著；第四，日本、韩国、越南等过去的汉字文化圈国家越来越重视汉字，但并不等于就能广泛使用或理解“中文”，何况“入籍”异国的汉字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单靠汉字能促进文化交流之说并不真切。更严重的是，朝令夕改，不仅劳民伤财，也是破坏国际信誉的行为，绝对不能儿戏。
文字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缺陷，像过去日本也不断修正，不断深化改革。但修正也需坚持原则，就是保持语文的规范化和统一性，由于中文将是遍及世界的语文，将来使用中文的人又会有增无减，任何改变都必须谨慎，更要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国家大，民众多，轻举妄动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三思而后行。
中国已经崛起，但还是在起步阶段。更重要的是，有谁会认真思考，过去为何国家贫穷，文化落后，甚至为何需要如此漫长岁月才能实现今日的崛起？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也必须往前看，不能稍有成就，就埋头于民粹主义，甚至掀起一股复古之风，会使一些过来人感到心寒，也让世界因此投以特异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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