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唐诗一本《圣经》

2008年11月我正好在悉尼，听张晓燕说住在养老院的梁羽生身体每况愈下，心里咯噔一下。于是约了澳大利亚华人文化团体联合会召集人、主持向梁羽生敬颁终身成就奖的何与怀博士，由张晓燕女士作陪，赶在颁奖之前，到养老院探访梁羽生，并带去了准备颁发给他的奖牌。

养老院条件不错，很干净，空气也还可以，但一进入，映入眼帘的就是高龄的老人们那扭曲的身体和痴呆、病迹的脸。不过见到梁羽生时我有些吃惊，因为他脸色看上去还可以，至少对于一个瘫痪在床的84岁的老人来说，还算不错的。不过护理告诉我们，那是有些肿。

梁老看到有人来看望他，很开心的样子，我说，我是你的读者，他听后就更加高兴了。他还是那么健谈，说起一个话题，只说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会停下来喘一口气。每次说到兴头上，就少不了背诵唐诗。

然而，聊了不到一会，我就感觉到梁羽生身体很虚，有时要眯上眼休息一小会才能继续谈话。害怕打搅他太久，我们几次想告辞，但都被他没有说完的话挽留了。看到老人家很开心的样子，我们也不忍心马上离开。

其实，我这次拜访梁羽生，还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很想知道像梁羽生这样的前辈在晚年都读些什么书，以及他在想些什么。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听一下这位一代武侠小说宗师是否能够给我这个后进一些建议。毕竟，虽然我现在写时评比较多，但我仍然想写小说，一种能够像梁羽生所写的那种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小说。

值得欣慰的是，一见到梁羽生，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一半，通过一个小时的交谈，另外一个问题也基本搞清楚了。

在梁羽生先生的床头柜上，除了简单的纸巾之类的生活用品之外，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几乎翻烂了的《唐诗选注》，一本是《圣经》。和梁羽生先生合影后，我特别把镜头对准了床头的这两本书，拍下了张照片。

那本《唐诗选注》是梁羽生翻烂的，但聊天中，我立即感觉到他其实完全不用再翻阅这本唐诗了。他曾经把这本唐诗拿给张晓燕女士，让她随便翻一页，报一个唐诗的名字，然后他就能够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还准确无误地告诉你，整首诗或词是由多少个字组成。让比他年轻将近半个世纪的我们目瞪口呆，自惭形秽(我总共能够背诵三首唐诗，包括那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梁羽生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熟悉像他对这本唐诗一样，他在谈话中虽然上气不接下气，可遣词造句却很严谨，而且不出三句话，就引经据典。虽然已经瘫痪在床上，然而，我能够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中国文化在这位老者身上的深刻烙印，我感觉到一种尊严和优雅，这种尊严和优雅是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老一辈身上常常显现出来的，我在我八十多岁的父亲身上也经常感觉到。有时，我禁不住问自己，他们年轻时候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教育？难道这些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显现的才是几乎失传了的中国文化吗？为什么看在我们眼里如此陌生？

我当然无法和梁羽生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却可以和他讨论床头柜上的另外一本书，那是一本《圣经》。梁羽生1994年已在悉尼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巧的是，与我们一起来的张晓燕女士也是基督徒。当我把话题引到桌子上那本《圣经》时，两位基督徒热烈地讨论了起来，然而在梁羽生引用一句《圣经》时，晓燕女士说他引错了。梁羽生却坚持说没有错，晓燕笑着争论。最后翻开《圣经》，证明是梁羽生记错了。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我注意到有那么一瞬间，老人的脸上显出些茫然。

一本黑色封皮的《圣经》摆放在一本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选注》旁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离开梁老住处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始终萦绕脑际的画面。受中国文化影响如此之深，并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梁大侠却接受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而且就在他晚年最后的岁月里，床头上摆放了堪称这两种文化的代表的两本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