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 年8 月13 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 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 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 年5 月, 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 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 未缠者禁止再缠, 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 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 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 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 期满而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 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 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加倍处罚, 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 月, 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 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 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