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1日电 香港《文汇报》11日刊文《中日直面史观分歧展现信心》。文章说，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取得的那些在民众眼中看来远远不够甚或不足称道的共识，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同时，两国学术界在历史问题认识上分歧的明晰化，体现出一种对两国民众负责的勇气，和对两国关系必将健康前行的信心。

文章摘编如下：

1月31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这个由两国政府主导的学术研究，两国学者历时三年，完成了对古代、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第一阶段研究工作。报告引发两国媒体的普遍关注。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曾说，中日历史问题是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的现象，不能把学术分歧抬到政治层面上。此言无疑一语中的，不过反过来推就不太成立：因为学术研究要想完全摆脱政治外交、超越民众感情，无疑太过理想主义。

可以说，在中日关系的总体框架中，政治外交虽是高层却是最表层，它受制于国家利益和民意(民众情感)，而诠释国家利益和导引民众情感的潜藏深层因素，却是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既是其投射和反映，又是其载体和驱动力。因而历史问题的分歧，表层看是学术研究的对立，中层看是公共教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深层则反映两国民众价值观和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所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实在不值得两国媒体渲染，推迟发布成果这类的细节也实在不足为奇，倒是双方取得的那些在民众眼中看来远远不够甚或不足称道的共识，如将1931-1945年的侵略战争定性并写入报告书，承认存在南京大屠杀等，却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不过，相比于这数量和程度都远不能满足两国民众的些许共识来说，两国学术界在历史问题认识上分歧的明晰化，特别是彼此对对方观点的进一步认知和少量介绍，则更将双方历史观的差异和分歧公之于众，体现出一种对两国民众负责的勇气，和对两国关系必将健康前行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重要细节为这种直面史观分歧做了典型脚注。

一是两国的十名专家其实差异不小。中方十名专家绝大多数为历史学者尤其是抗日战争史专家，有四人生于战前。日方十名专家虽然表面上看也都是高校学者，但多数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法学、政治学专家，仅有一人生于战前；而且多数曾在重要政府智囊机构里工作过，如首席专家北冈伸一即担任过日本驻联合国副大使。这种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阅历的差异，必然会对彼此的历史认知、政治问题判断等有所影响。

二是两国媒体对公布的共同研究报告进行报道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差异。相比而言，日本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报道更为全面深入，评论分析也更为犀利。这一事实表明，日本媒体依然以占据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和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曲意维护自己，阻碍了其深入理解、分析对方，中方则相对理性冷静，这对于民众深入分析并渐趋理解日方史观和立场及其背后深层原因，无疑大有裨益。

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中日历史问题反映的恰恰是两国在今天的利益纠结、力量碰撞和心态对比。两国能合作研究并取得一定共识、展露史观分歧，自然是信心勇气的体现，更是进一步深入重新认识对方的良好开端，值得高度评价和进一步期待。(张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