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邀请了很多日本政界人士在奥运会期间访华，其中还包括以反华“著名”的石原慎太郎。

    马挺：奥运应该排除政治。这正是一个范例。至于石原本人，我不予评价。只是看到，以前张口闭口“支那人”的他，最近，在记者问到有关问题时，却含混支吾：我在两边（中国的大陆与台湾）都有友人……云云。

    刘军红：因为东京也在申办奥运会，作为东京都知事要了解和参与北京奥运会，非常正常。至于他自己有什么政治主张，和奥运本身没太大关系。

    国分良成：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仅仅凭意识形态或什么主义行事，那么必定要碰壁。不管是什么意识形态还是什么主义，必须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维持起码的交流。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体制、思想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我们不必试图通过交流来改变对方，但是通过交流来增进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交往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开展现实主义交流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很现实地邀请各国的重要人士，而各国的重要人物也不管所持的立场如何而前来参加中国首次举办的奥运会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

    请允许回到历史问题上。您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可以预测一个彻底解决的方式与时间表？

    国分良成：我认为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互相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基础上，拉近距离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日中两国的有识之士正在实行历史共同研究。预计年内会公布部分研究成果。我对那些在两国国民的注视中，从事艰难的研究活动的双方委员致敬，对他们的勇气与决心表示赞赏。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不应该是各个国家代表讨价还价后达成的结果，它本应是在严肃的学术气氛之下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对象。今后，应该多开展民间学者为中心的历史共同研究活动，在不设时间表的前提下，明确更多的历史事实，力求达到更多的共同认识。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日本不应忘却，同时中国也不该过分强调。

    刘军红：历史问题是一个认识问题。现在双方并没有回避，而是在积极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尽管历史原本是不需要重新认识的，但是既然双方有认识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影响到两国关系和民族感情，那么后代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尽可能客观的认识，有一个正义的认识。不管是什么时代，中日关系怎么发展，正义的历史观都是中日关系顺畅和健康发展的前提。

    马挺：首先，必须明确，历史、历史认识、历史教育是分属不同范畴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产生并存在至今，就是因为混淆了上述三者的界限。而所谓“共同历史研究”，还是这一混乱的延长。要想由此产生什么有建设性的结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无所谓解决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设想一个时间表。

    作为长期居留日本的中国人，我只想说，从整体来讲，日本人“对历史的反省”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中国人的相像。比如：遇到大型自然灾害，日本自卫队没有地方行政首长（如县知事）的要求，即使有最高司令官的首相的命令，也不能走出营门一步去救灾。原因是防止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发动军事政变，导致军部统治，走向军国主义的历史重演。据说，这一规定直到１９９５年阪神大震灾后才有所缓和。

　　您个人对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是否持乐观态度？能谈谈理由吗？

    刘军红：是的。我觉得世界在变，地区在变，中日双方也都在变。在这个过程中，战略互惠、政治互信、政策协调，有利于双方维护共同利益。顺畅的两国关系，是保证双方稳定发展的共同前提，这是大家基本上已经有的共识。有了共识，才能很好地协调发展中的矛盾，对中日关系就大有裨益。

    国分良成：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只有把悲观要素最小化，才能达到乐观。两国关系处于低潮时受伤的国民感情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好转。展望未来，日中两国间仍将发生很多突发事件。重要的是努力防止问题发生的同时，建立制度性机制，将突发性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突发性事件导致整个两国关系的恶化。近年来的情况，反映两国领导人已在相当程度上共有这种认识。

    在某种意义上，正因为关系恶化了，才有了今天的首脑交流、军事交流、青少年交流、文化交流上的突破性进展。而这些成果又为未来的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马挺：不乐观。或者说，无所谓乐观与悲观。近来中国的媒体上经常出现一个日文词：“平常心”。我建议对中日关系要逐渐趋向于“平常心”。也就是逐渐淡化、减轻中日关系在中国人心中的印象和分量，逐渐把日本作为一个平常的、普通的邻国，把中日关系作为诸多对外关系之一来看待、对待。不要因为对岸“风吹草动”就“鸡飞狗跳”。这样往往会中了不喜欢中日两国平静相处某些势力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