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是纽约、曼哈顿。一个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一个经历了850年岁月沧桑的都城，即便是麦当劳、星巴克的数量多过了烤鸭店，阿迪、耐克的流行指数盛于瑞蚨祥，京商的魅力依然风骨犹存，不曾迷失。

当古今的经济发展跨度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时候，当历史中晋商、徽商的雄财善贾被后人啧啧赞叹之时，我们似乎意识到，有这样一群一直在皇城脚下繁衍商业文明的人被忽略了。于是，“京商”文化在人们的追溯中渐渐清晰。

自2005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和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率先提出“京商”概念至今，在市教委、市商务局的高度重视下，两家单位联合成立的京商研究中心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京商博物馆资料库建设京商指数作为高校科技创新项目受到来自各方的鼎力支持。

由此，京商的发展脉络从古至今延展开来。

宫廷消费造就京派奢侈

LV、阿玛尼、古驰……如今这些世界顶级奢侈品牌出现在北京商场橱窗内，已不再令消费者惊喜，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属性已渐渐被人们接受并认可。然而这种引领高端消费、追逐时尚的城市气质似乎可以在历史中寻到渊源。

京商，是在北京这块特定的国都之地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区域商业及商业文化。地处天子脚下，起源于金，历经元、明、清数朝，京商自古把皇宫帝室和官僚政府构成的庞大消费群体看作服务对象。而这些奢华的消费阶层，对于商品品质的苛求似乎也成就了京商老字号流传至今的“御用”招牌。

为了满足宫廷和官府的高消费需求，保持纯正的品质，京商普遍在原料上千挑万选，在技术上务求精益求精，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对于管理和技术人才求贤若渴，因此京商的产品和技术标准代表了当时同时代的最高标准。

一些老字号也因此脱颖而出， “正明斋”的饽饽、“天福号”的肘子、“月盛斋”的烧羊肉等都曾受到皇家青睐，授予进宫呈送的腰牌。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茹芹教授认为，皇城的高层次消费需求造就了追求完美的京商。

沧海桑田的京韵街区

漫步在霓虹闪亮、商厦林立的王府井大街，拥挤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西单商业区，还遥想着前门大栅栏的热闹非凡。

同老字号一样，商业街区也是京商文化的载体。而几经岁月的洗礼，这些街区的演变有些无处查证，有的 “面目全非”。

唐朝檀州街，大致在今广安门大街一带，可谓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钟、鼓楼及斜街一带曾是元大都最大的商业中心；隆福寺庙会与护国寺庙会东西对应，也曾是两大商品市场；朝阳门是清朝南方各省运来各种货物的集散地，朝外大街的商业随之兴旺起来。此外，老字号扎堆儿的前门大街，主营书画、笔墨、古玩等的琉璃厂，民间艺人展示艺术绝技的天桥，崇文门花市等都是史册有所记载的京商之源。而今，这些街区早已是历经轮回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别样生动。

虽然，现今的北京人已经不再需要积水潭的漕运，无需依赖朝阳路的运粮“石道”，更多的来往于CBD商务区和金融街之间，然而这些京商曾经驻足、悉心经营的地方，都留下了一种“曾经沧海”的京韵情结。

兼容并包的儒商文化

正如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院长王茹芹教授阐述，徽商、晋商等多为“走出去”的商帮，而京商重在“走进来”。溯源京商，不同于晋、徽由祖籍而划分的商帮，庞大的京商群体集萃于天南海北。

为适应皇室和官僚政府需要，北京城集中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行业精华：江苏、浙江的玉工；云南、湖北的铜工；广东、广西的绣工；山东的料器；四川、广西的锡器；陕、甘的地毯；内蒙古的皮革等。

来自国内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经营传统，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业行业，如饭馆业多山东登、莱二州人；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多浙东商人；颜料、纸张、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多山西人；茶叶、粮食等贸易多徽州人。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商人群体通过工商会馆的形式组织起来。王茹芹教授评价，全国不同地域商业精华的集聚和文化融合造就了“海纳百川”的京商。

而这样一个多元化、构成复杂的京商群体却可以统一于儒商文化。京商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熏染、影响最为深厚的群体。这一点，从不少京商的牌匾、楹联就可看出端倪。很多皆是由当时的名臣、硕儒题写。如“荣宝斋”的匾就曾由清末状元、书法家陆润庠所书，清秘阁匾额是阿克敦布书写，茹古斋(古玩店)匾为翁同龢题写，悦古斋匾额出自光绪末年学部大臣宝熙之手。

受益于儒家文化，使得仁德、诚信成为京商的经营宗旨。京商的店名中，以“仁”命名的很多，如现存的“同仁堂”、“南庆仁堂”、“仁和”等，都讲究以德经商，用仁心换人心。

而今，发展日新月异的北京城，建设者同样来自五湖四海。北京的包容性成为延续京商繁荣发展的文化特征。仁爱宽容的儒商文化同样是现代商业文明应一如既往秉承的发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