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职业病鉴定程序真难

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史家营乡的煤矿工人来说，他们接下来的维权道路，一个最大的障碍在于走职业病鉴定程序非常困难。

“职业病防治，‘治’是转机。但是困扰职业病患者的因素，不仅在于治不好，还在于患了病却无法证明自己患了职业病。”这位业内人士说。

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应当提供：(一)职业史、既往史；(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四)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五)诊断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必须的有关材料。

这位业内人士指出：“即使立法的意图并非完全要求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但现实的职业病诊断中，举证责任普遍为‘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这为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维权设置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当前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是供大于求，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饭碗，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如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进行职业健康防护等。“在申请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时，劳动者根本无法提供诊断与鉴定机构要求提供的这些材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人士说。

也就是说，即使医院诊断其已经得了尘肺病，也不等于被鉴定为得了职业病。这也是此前发生“开胸验肺”事件的原因。

《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几位工人也曾找到煤矿的负责人，希望能提供这些材料，但事实是，他们的要求均遭到了拒绝。

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很多劳动者在申请职业病诊断时就被卡住，无法启动职业病诊断程序，后续的工伤认定阶段形同虚设，徒增时间成本。

而正是这样的制度设计，让我们看到了张海超“开胸验肺”、自证职业病的困局。

这位业内人士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重构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流程。

“工伤处理程序繁琐一直是社会大众诟病的对象，从劳动关系的确认开始，经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到最终的待遇落实，可能会经历长达3年多的时间。对于职业病职工来说，增加了职业病诊断、职业病初次鉴定、职业病再次鉴定等程序，比起一般的工伤处理程序，又将增加一段漫长的时间。由于职业病具有持续的医疗依赖，有些病情严重的职业病患者，往往还没走完程序，就因缺乏必要的医疗保障和生活保障而撒手人寰。因此，职业病处理的程序繁琐，将是摆在职业病救治维权路上的致命‘拦路虎’。”这位业内人士说。

他认为，针对职业病处理机制的种种弊端，职业病处理机制重构势在必行。

由于生产作业场所劳动保护力度不够，劳动合同制度推行进度有限，一直以来，职业病诊断机构都承担着自身不能负荷的职能。

根据职业病诊断机制的设置，在对职业史考察、职业场所环境卫生评价置于诊断环节，使得医疗卫生机构无形中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好、经济发展形势捆绑在一起，极易陷入有违医学伦理甚至违法的临床诊断。只有排除加诸于诊断机构的诸多额外负担，才能减少劳动者不必要的成本负担和社会隐患。

从职业病诊断到工伤处理，应还原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医疗救治义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管义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劳动保障义务。

具体而言，职业病防治法第四章“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中的“职业病诊断”，要求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诊断，作为“职业病诊断”的临床诊断结果，职业病医院作出医疗诊断结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职工职业病接触史的确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为职业病与工伤认定的部门。

该业内人士还建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应增加第四款：“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虽已建立却拒不向劳动者提交职业健康档案的；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用人单位仍然未能提交的，视为用人单位放弃举证责任，不影响职业病的诊断结论。用人单位应当承担支付职业病待遇的全部责任。”

据了解，北京史家营乡煤矿工人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全国煤矿从业者人数何止千万，职业病的现状远比我们关注到的状况要严重。

有专家断言：今后20年，中国职业病将持续高发，如不对现有的职业病防治制度进行全面修改，从制度“病根”上解决问题，职业病极可能成为一代中国人甚至几代中国人的社会“高利贷”，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