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说给解决，后来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神元慧说。

6月21日，北京最高温度达到摄氏35度，天气异常闷热。而此时，等待结果的工人们大多住在一张床位每天15元的简易宾馆里。

四川人孙洪平住得稍好一点———一张床位每天40元，因为《法治周末》记者的到来，他特意多交了20元，让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打开了空调。

“没有收入了，每天都要花钱，我们挺不了太久。不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法律，我们就希望能尽快给个说法。”神元慧说。

至于希望能得到多少赔偿，工人们也都说不清楚。他们曾听说过，有人得到过赔偿，不过是因为矿上给上了工伤保险，得到的大部分赔偿走的程序都是工伤保险基金。

来自河北的李和生，今年55岁，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儿子儿媳就在北京打工，在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饭馆。先后经历失业和得病的李和生，就去过儿子的饭馆一次。“在我们农村，我有这个工作，儿媳妇的态度会好一些，但是我拿不着这份钱，而且还得了病，儿媳妇就是另外一个态度了”。

李和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在一家叫“大村”的煤矿工作了15年，多少有些积蓄，但是听说这个病(尘肺病)根本治不好，所以也不打算治了。“我们已经这样了，希望矿上或者政府能给一些赔偿，让我们在死之前的日子多少有个保障”。

没有人真关心我们

神元慧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们到煤矿上打工多年，其间只经历过一次体检。而这唯一的一次体检也只是为了办健康证。

“只是抽血，查查有没有乙肝什么的，不是全身体检。”神元慧说。

神元慧的说法，记者在多名工人处得到了证实。

“我们在被查出尘肺病之后，去找老板讨说法，老板还说我们是敲诈，让我们爱找谁就去找谁。”一位煤矿工人说。

据神元慧介绍，以前有工友得病，由于在矿上工作的年头多，跟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老板能给安排一个不用下井的轻活，已经算是最仁慈的做法了。

据悉，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企业应该为工人上工伤保险，但是据工人们介绍，在他们工作的煤矿上，能够让老板给上工伤保险的人，只有很少一部分，普通的工人很难享受到工伤待遇。

“为了应付国家的检查，有的矿主给部分工人办理了工伤保险。而且很多煤矿实际的用工人数远远超过向国家申报的人数。我们大多数人，除了工资，没有享受到其他的保障待遇。”一位工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记者当日见到的十几位工人，只有一人能拿出劳动合同，但这唯一的一份劳动合同还没有企业方的任何签字和盖章。更多的人表示，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或者签完之后就被企业主拿走了。而这无疑都为他们以后寻求赔偿的道路增加了更多的困难。

据了解，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可是这些在京西大小煤矿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工人都说，从来没有听老板提起过这事，更没有任何人在煤矿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提醒过。

李和生说，他不仅没想到自己会得病，而且觉得在井下干活，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挣钱还比较多，是个不错的工作。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但据神元慧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矿上有安全员，区卫生部门也有监测员，但是就是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我们是否健康。”

职业病防治，“防”本该是根本。尽管职业病防治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履行职业病防护义务的罚则，但在现实操作中，仅因防护不利而获得处罚的煤矿却非常少见。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对于严重违法的用人单位，现行法律的惩戒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操作中重视行政处罚，而忽视对于职业病职工的赔偿。职业病防治法应借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的思路，规定用人单位应对违法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加大赔偿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