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关于这个群体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今天通过短片我才是刚知道。

白岩松：

所以我觉得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的确，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你发现在这6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群体存在，却很少被大家公知。包括这次我们在做相关采访的时候，希望向有关部门进行采访的时候也基本都被回绝掉了。显然，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他们还是很忌讳这样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政府应该把这样一个事情更透明地展现在社会面前，为什么呢？越不透明越由政府全部来扛着，如果能把这个群体的事情非常透明的向社会展开，好处是社会会共同来扛着。为什么这么说？在香港针对SARS后遗症群体成立了社会专项基金，我觉得，面对北京包括欢迎其他地区的SARS后遗症，不能仅仅是政府来扛，另外政府也扛不过来。比如说，一个月没有工作的一年补8000，平均下来一个月才600多，如果要是营养品或者其他的护工的话，根本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社会力量的进入。但是社会力量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帮助你呢？他都不了解这个群体，他能帮助你吗？所以首先需要了解，社会才能帮着他成立专项的基金，志愿者来帮助他们成为护工，等等很多因素。

还有，当社会知道了才不会歧视他们，他们也才能走出这种阴影。

主持人：

你刚才说到歧视，片中里面有一位患者就曾经提到过，她在看病的时候跟医生说到她曾经得过非典的时候，医生都本能地去退一步。

白岩松：

所以这就是因为没有更大的透明，没有让它更显性地展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大家因为不知道而产生误解、而产生歧视。但是当知道了之后，你想想，他的股骨头坏死是不传染的，并不像当时SARS病毒存在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慌，要隔两米或者退后一步。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群体基本上似乎已经被社会忘记了，我觉得不能够忘记，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何况伤疤还在这儿呢。

主持人：

对于这些非典后遗症的患者来说，他们在生理上已经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同时，我们在心理上恐怕也会遭受着另外一层的折磨，我们继续连线陈医生。

陈医生，根据您在临床中的观察，这些有非典后遗症的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卫衡：

从目前诊治这些病人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跟普通的病人确实有一些区别，尤其是病情本身不是很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不是很严重的病人，可是他们的症状一直也表现得比较严重，这是第一。第二，从心情上一直比较忧郁，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们有很多家庭变故，这一点也是要求他们要抑郁门诊继续诊治。

主持人：

那您作为一名骨科的医生，在面对您的患者有心理疾病的时候，您有什么办法没有？

陈卫衡：

在这个过程，实际上我倾注了更多的心理安慰给他们，因为除了骨科的治疗以外，我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给他们进行一些解答，这也是为什么要专门辟出这么一个门诊的原因。因为，如果跟别的患者在一起，别人听说他们是非典患者的话，确实心理上也不舒服，他们也不太愿意跟别人一起来看病。

主持人：

陈医生，作为医生您可以在心理上，包括在治疗病痛上帮助他们，除了医生像您这样的群体之外，您更希望什么人能来帮助他们，尤其是在心理上？

陈卫衡：

实际上更多的是家人和朋友。

主持人：

社会可以帮他们做些什么？

陈卫衡：

社会确实对他们太不了解，也没法做什么，但如果说真的了解多了，是能够做一些的，尤其是从精神层面也好，从经济层面也好，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主持人：

好的，谢谢陈医生。

听完陈医生的话，可能更印证了你刚才的观点。

白岩松：

对，就是让大家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制止遗忘，尤其不该存在的遗忘。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针对SARS我们要制止遗忘，才仅仅6年的时间，未来还有类似的事情，包括甲流，我们也正在面临这样一个事情，如何去汲取经验？我们现在已经通过SARS学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面对危机和突发的这种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后救援我们现在还不存在，就是说有情况的时候我们立即能够冲上去，冲完了就忘了。但是冲完了阵地的那些废墟留下的后遗症，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后救援，这样的话全社会救援的应急系统才是完整的，我觉得政府要思考这个问题。

正好，SARS后遗症在北京现在进入到免费治疗的是100多人，那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就是我们最好的需要来开展后救援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主持人：

其实通过今天对陈医生的采访，包括我们看短片，包括你的分析，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的话，恐怕……

白岩松：

大家就会伸出援手，你比如说刚才我在听的时候就说要向陈医生表示敬意，因为他是在望京做免费治疗的，天天在跟他们打交道。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医生愿意以志愿者的方式去帮助他们。还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就是说，在SARS当中死了300多人，难道也都忘记吗？没有死亡的抚恤，它是一个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三聚氰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