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分析，自今年3月以来，运城市疑似不良贷款以月均14.37％的速度大幅增长，6月更达到

27.09％。没有人知道，这些定时炸弹会在什么时候引爆。

“外界看来，我们手握大把大把的钞票，是谁也不敢得罪的财神爷，但其中苦楚只有我们自己清楚。”说这话的，是运城市信用联社内一位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成功的人士。他说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在走钢丝，“越走越怕，有时睡到半夜就被噩梦惊醒”。这位人士坦承，从自己迈出第一步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随时被有关部门“双规”或是逮捕的思想准备，“如此大面积的亏空，说是经营亏损那纯粹是自欺欺人，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人为的因素。”

这些问题，农村信用社内部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全都知道——从去年3月开始，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兰创国就想从信用社内抽身而退，没想到退出来还得被翻旧账；而临汾市信用合作联社原理事长卢天禄，几乎就是为此心力交瘁而死，“躲得过癌症早期，却躲不过心底的债务负担”。

“席智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城北信用社在庞大的不良贷款面前，已经山穷水尽，现金不够支付到期存款。为了挽救自己的煤矿与信用社，席智民与该案另一主犯贾金昆议定，以城北信用社的名义，高息吸收存款，大部分用于填补信用社的窟窿，支付城北信用社正常到期的存款本息，剩下的用来私自放贷。

“拆东墙补西墙，席智民在这条道路上越滑越远”，这位人士介绍，案发后，城北信用社的贷款呆账已经高达70％~80％。即便如此，案发之前，席智民和他领导的城北信用社依然风光无限，获得上级有关部门一次次嘉奖。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信用联社采访时了解到，忻府信用社千万元存款失踪案是一起典型的“监守自盗”案。

按照规定，金库钥匙由会计和出纳两人分别保管，但该社营业部副主任杨福生兼任会计，出纳的钥匙长期放在杨福生处；会计总账、出纳现金账、库存现金账应该由3个人分别记录和保管，实际上也是由杨福生一人专权。所以，杨随时“想取多少款就取多少款，想填多少账就填多少账”。多年来账实不符，上级部门在查账时都没能查出问题，以至于1000多万元陆续被杨福生支取用来炒股、赌博，最后案发时携50多万元潜逃，至今逍遥法外。

保德县信用联社原主任马治国懊悔自己看错了人，但他认为并非他一人之过，而是信用社长期在人事和金融管理方面不规范所致。据介绍，信用社职工大多是领导干部安排的，文化素质低，管理松散，有章不循。比如杨福生就是时任某银行行长的小舅子，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一步步坐上了营业部副主任之位。

“现在农村信用社的管理太落后了，亟待改革、完善。”运城市银监局局长卢文礼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告诉记者，尽管信用社也建立了包括理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三级风险管理系统，但农村信用社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经营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深层次的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渐被淡化，并转化成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80年代，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体制改革，1996年与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形成一个个独立法人。在此基础上，乡镇信用社以股份形式成立县信用联社，向上依次是市信用联社、省联社。

“在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农信社成了四不像。先是原先纯互助合作形式下的民主决策程序被废，接着是当爹的（农业银行——记者注）突然撒手不管，自己雇下的爹（上一级信用联社——记者注）又长期不好意思对花钱奉养自己的儿子下重手——越是高层的信用联社，越没有自己的经营机构，其全部收益主要来源于收缴下级的管理费。”一位农村信用社系统高层稽核人员告诉记者，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基层信用社才会长期成为脱缰野马，至今积重难返。

尽管名义上有层层监管，但基层信用社权力很大。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被牢牢把握在上级手中，每一个级别的银行能向外放贷多少是有明确界定的。但信用社由于是独立法人，放贷多少取决于自己吸收存款数的规模，不需要像商业银行那样层层授权。“你这个法人管我这个法人，你说能管好吗？”卢文礼说。

内部体制本没有完全理顺，但农信社却被赋予了诸多的政策职能，如“一农服务三农”。卢文礼告诉记者，从商业的角度看，政策要求农信社服务的三农及中小企业本就风险极高，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这一年歉收了，跟谁要钱去？”而农民的房屋抵押也基本不起作用，信用社回收了也很难像城市房产那样进行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