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企业公民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调整，如商业道德周刊经常使用的七个相关受益人群体哪些比较重要，哪些不太适合当前的国情？

康晓光：这些概念中很多东西是共通的，如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像SA8000的很多内容应该当作基本的社会理想和社会道义。至于企业公民这个概念，各国的文化背景有差异，发展阶段也不同，因而在执行方面会松紧严疏不同，但作为一种行为准则是可以通用的。

其实讲到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更多的是指企业的老板、大股东，或通俗一些就是指有钱人的责任，因为企业的员工或小股东的决策权很小。这些人是社会中受益最大的人群，从社会拿到的份额很大，因此也应该对社会做出更多的回馈，应该比其他人群多做一些事情来改善社会环境。当然目前阶段要求他们做好的企业公民有些要求太高，事实上企业的经营不对社会有害就不错，在这些企业中，聪明一些的是进行可持续的掠夺，比较愚蠢的是一次掠夺光不计后果。很多企业都是后者。

现在企业公民虽然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做一个慈善排行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树立一个榜样，引导企业家向善，鼓励他们更多的从事到慈善公益领域中。这个榜也可以让他们没有借口，以慈善组织有黑幕就不进行捐赠，因为别人的捐赠额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事第三部门的没有惩恶的能力，扬善还是可以的，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尽到了。

记者：慈善捐赠应该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如何看待企业的创新和策略性捐赠，以及跨国公司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策略和经验。

康晓光：跨国公司在公益方面做的很好，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甚至卡耐基，还有一些香港企业做的都很成功。他们进行捐赠是有目的的，同时改善了公共关系，做了软广告，对内是作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进行员工激励的手段。他们在这方面是成熟的，也是功利的。但这些行为客观上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国内企业在这方面还比较落后，应该多学习跨国公司的经验，这些东西学起来也不难，是广义的企业管理的一部分。

目前来看，除了你们，还有两家基金会也在做类似的评选，这表明慈善捐赠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样就会产生压力使企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