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消费倾向来讲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会想象可能低收入的边际消费者倾向会高，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会低。我们专门让我们的统计部门做了一项研究，应该说这个研究的界限可能在温饱的脱贫的阶段画线。中国从数据上看，5%左右的贫困人口确实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超过了90%，也就是拿到钱需要花的，因为他肚子还没有吃饱，但是缺的也比较多。那么，在这5%以上，其中包括了农民阶层，就是贫困的农民，边际消费倾向也在75%左右。那么，城市人口的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口，大体也在75%。也就是说，事情往往在定量或者是深入研究以后，和你直观的想象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消费具体的政策。

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些东西像刚才所说的不那么容易构造定量的函数的话，那么我们这里面可以借助横向、纵向的比较。所以，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介入国际上的比较，也可以对于消费的演变、结构的演变、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效益变化做出一些研究。

刚才提到美国的难题，美国是双赤字、家庭低储蓄、经济结构不平衡，但是短期来讲，要想刺激GDP的增长，它也还在扩大居民的消费。从中国来讲，我们也有我们的难题，我们虽然在总的政策口号上已经非常明确了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是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扩大的潜力和如何去扩大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落实。

刚才所提到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一个问题，也包括了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购买力的分布。我们说消费函数是收入的函数，同时，我们又说还不仅是当期收入，还是和它在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相关。工业和信息化部有不太准确的说法，可能说中国比较富裕的20%左右的人口居民持有银行存款大约80%左右，这样的数字可能是一些个别的抽样调查，还没有普遍的对统计数字加以研究，但是存款实际上可能是在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手里集中比较多，这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也就是说我们GDP一年大约30万亿，居民收入可能占60%左右，同时，他还缴一部分的税，还有一部分的储蓄，之后真正花掉的消费占GDP不到40%，因为我刚才说了，中央还有一些公共消费。

那么，购买力的分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购买力的分布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扩大消费在每一个不同的组别里面，扩大消费产生的效果如何，对于总的需求拉动的效果如何。

这里面顺便提到了一个争议点，也就是从今年来看，我们国家的零售商品总额是不低的。我们有若干个月份的零售商品总额的同比超过了20%。总的来讲，最近有一些下滑，但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包括10月份、11月份，零售商品总额同比增长还是超过了20%左右。那么，20%应该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虽然我们考虑到今年的物价指数上涨很高，特别是上半年比较高。当然，下半年有明显的减速。全年来讲，假如我们用6%来算，刨掉6%CPI的上涨，零售这一块还是可能增长了13%到14%，这也还是相当大的一个数，是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那么，为什么说消费低呢？

当然从统计上来说，我们说零售商品总额和CPI这两个覆盖的东西是有差距的。但是，也不是差距非常大。在这里面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说近年来看零售商品总额历年来增长都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GDP中占的比重还是下降的？这是出现了一个解释上的困难。

另外一个解释上的困难，如果说我们今年的投资增长不错，消费增长也不错，出口虽然比去年的增长低了，但是仍在增长。那么，最后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结构还在朝着消费下降的趋势变化？那么，这里面必然导致一个我们的GDP统计在生产法的指数上能够平衡。恰恰也是在大约5年以前，国际货币基金我们在这个饭店开了会，研究了支持法平衡的效应问题。也就是作为恒等式，GDP的增长，是消费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和进出口增长之和。但是，恰恰我们的支出法上，这三者从来就平衡不了。

所以，也就会出现你看着是消费的增长快于GDP增长，但实际上消费占GDP的比重很有可能下降。那么，这个平衡中间涉及到了若干的技巧问题，也有一些方法论的问题。

因此，我们说我们面对的刚才两大难题，一个是本质上来讲有一个效应函数的表达和量化，使得效应最大化的表达出现了很大困难。再有，我说效应这个题目，有很大的攀比性，或者是羊群效应。也就是效应并不是每个人独立可以产生出来的，每个人消费什么东西，你在考虑你效应的时候，实际上是受周围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他可能其中有20%的人消费比较超前，那么实际上很多剩下的人是看着他，他买什么了，也琢磨一下我是不是也应该买。当然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是还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有一个层次总是喜欢攀比，跟比他高一个层次的人去攀比，这是一个非常有的现象，同时也是隐含了一定的对于我们扩大消费政策的思考。

再有一个问题，大家说消费效应的概念，到底和价值的概念有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实际上可能最后导致的是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你认为你是不是要从价值最后导致消费效应。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一些了，但是我们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影子，其中一条就是我刚开始提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消费中，物质消费得比较多，服务消费得比较少。大家说是是不是收入的函数，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找到比我们收入更低的，比如说印度等等，你可以比较他们的结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可以类比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那边都是发了工资以后，还没有到下次发工资以前钱早花完了，都是借钱花。这到底是文化的因素还是民族的因素，或者是价值的因素，这值得研究。但至少，我们认为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收入的问题。

另外也跟我们有关系的是我们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在这过去我们所用的统计体系和我们的收入体系都是物质为主。我们在前5到10年的过程中，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更改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采用GDP指标，过去我们不是GDP，我们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一个重要的差距，就是服务业不创造价值。我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有一些政策上需要研究的问题。

首先，摆脱这次经济危机，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关注欧洲。因为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中间有很多的内容。同时，我们可以把它研究清楚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复苏的渠道、复苏的路径、复苏的速度，或者说危机下一步还要再深化，我们研究深化的状况，这显然对于我们的经济对策是很有影响的，也对我们自己设计我们如何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讲，中间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他们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还是无效？这也涉及到了他们的消费函数究竟是什么样的。

再有一个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可能需要根据这种消费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采取更加全面、更广泛的支持消费的政策，既从收入的角度考虑，也要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是什么决定的。根据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六大以来，明确提出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关心的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我们又说我们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那么这个框架来说，各种要素所能够获得的各种收入，是和各种要素对应净产值的贡献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贡献，可能分组是不一样，比如说沿海、中部地区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搞贸易和搞工业的是不一样的，这些是取决于你对于GDP的贡献率。而这个东西已经大体上由市场所决定。

那么，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其中涉及到一个是说有没有寻租现象，这会导致收入过低。再有一个是腐败现象，还有一个是欺诈现象，这些社会不公。但是，此外由于我们是二元经济，由于劳动生产能力分布不均的问题，有的需要改变，这要逐步改变，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变化。就是我们肯定存在沿海、工业、先进服务业这部分的劳动生产力相当高，在国际上也可以比较。同时，我们又存在着广大比较落后的农村，而且我们还存在着人均耕地少、劳动生产率提高并不容易的状况。

因此，其中也有一个需要指出的，可能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把收入分配和鼓励消费结合起来。那么我看到的现象，就是有的人结合得比较紧密一点，有的人结合得松一点，这也是一个问题。

下面，我简单提一下休闲对于消费的作用，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我们中国过去是不太讲究这个的，但是后来发现黄金周或者是休假对消费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