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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六一’去看大自然，不看《功夫熊猫2》。”一部普普通通的动画片，却突然引发口水大战，在一个意想不到的题材中，“商业爱国主义”找到了自己的讲台。
赵半狄、孔庆东、孙立军……他们要么是“艺术家”，要么是高校教师，然而，在他们的“抵制”声中，理性如此薄弱，情绪如此充足，表面上，他们在反对看别人的“熊猫”，认为它是文化侵略，内里却是在用隐蔽的方式对公众撒娇，潜台词无非是：看我吧，我才是真“熊猫”……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模糊了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文化侵略？认定别人文化侵略是否需要有客观标准？否则，难免走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误区，最终在“越极端越正确”的偏执下，以提防文化侵略的名义而屏蔽了文明。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主动与人类文明的潮流相隔绝，无异于新的闭关锁国，这将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商业爱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是害国主义。”学者陈永苗表示。
商人们为何如此敏感
“为什么说商业爱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因为它是以爱国为号召，维护的却是自己的商业利益。”陈永苗说。
众所周知，号召爱国主义的前提是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国家利益中确实包含商业利益，但那指的是整体的商业利益，而非局部的商业利益。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两者界限分明，范畴不同，一个从属于政治领域，一个从属于经济领域，不应混淆。
然而，一些商家发现爱国主义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于是，便将一己利益打扮成国家利益，从中投机，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来为自身服务。
在陈永苗记忆中，商业爱国主义源于中国加入WTO后，国内某些企业因产品质量差、管理落后，无力应对挑战，便以保护民族产业为借口，向国家要政策、要资源。因为它们既往的商业利益主要是靠政策来保护的，一旦失去了保护伞，它们不是深入地去改变自己，反而是在要特权的借口上花样翻新，就这样，它们一夜之间就都成了爱国者，商家谈爱国成了时尚。
“其实，这些行业大多与国家安全无关，但它们都拿国家安全说事。”陈永苗说。
抵制声为何越来越大
“商业爱国主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初期是少数垄断集团利用学者，将其打扮成学术理论，骗取了主流话语权，当时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以后是更多的企业利用其媒体优势，面向公众宣传，比如蒙牛公司就曾以保护民族产业为名，来抵消其产品的负面影响，但并没得到大家的认同，这些声音主要面向行业管理、监管部门，依然以要政策、要资源为主。如今，赵半狄等则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面向公众进行宣传，试图通过左右公众判断，形成轰动效应，进而对决策产生影响。
陈永苗表示，从“商业爱国主义”发展的历程看，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从当初少数企业要政策，到如今开始主动干预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商业爱国主义”之所以令人警觉，在于它贴着理性、科学的包装，但实际上却是用情感代替分析，它只给结论，不给推理过程，故意混淆概念，强调自己绝对正确。表面上，它提倡理性，但实际上却否定理性所必须的审慎、严谨、中立的原则，除了口号和立场之外，营养甚少，很少有符合逻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