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 受累专制 被困共和

2011年09月23日17:47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关键词: 巡抚 革命 革命军 朝廷 进士 洪杨之乱

王闿运(1833-1916)

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出生于湖南湘潭。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咸丰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

宣统三年正月朔,湖南巡抚转达清廷谕旨,为奖励绩学硕儒,科举周甲(六十年前乡试中式),特授王闿运翰林院侍讲衔。传统中国读书人以中举人、登进士与点翰林,为最辉煌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未中进士,却在晚年“跳级”做了翰林,对七十九岁的闿运来说,实在是一桩能娱暮景的乐事。他善于搞笑,专为这事写过一副对联:“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按,“齿录”即乡试、会试中式诸人的同年录,又,翰林院俗以中式年份较早者为“前辈”,而闿运是特授翰林,孑立无朋,编不出同年录,遂亦不能按部就班,找着自己的前辈。下联则说光绪三十二年第二届留学欧美毕业考试,毕业于美国菲力德非医学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赐医科进士出身。此联运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谈资。

长沙城里逢动乱

既蒙特授,不能衣锦夜行,怎么也得省城走一遭,坐坐首席,听几句吉祥话。闿运上半年乡居,勤于著述,到了秋间,买船赴省,就是冲这个乐子去的。孰料八月二十一日,他率家人自湘潭来长沙,船才靠岸,就听到“湖北兵乱”的消息。前天,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正是武昌首义的日子。

次日读报,说黄兴在汉口领军抗敌,截断河桥,闿运以为“颇有布置”。不过,其时黄兴并未抵汉,传闻有误。他经历过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囯战争,与中枢的肃顺、前敌的曾国藩与左宗棠诸人都有深交,见惯战乱,如今赞一句黄兴,与当年称赞李秀成有勇有谋,是相同的意味。在他心中,黄兴终属“贼党”,或有一时的风光,终究归于覆灭,武昌暂时沦陷,将来亦必光复。因此,听到“鄂乱”的消息,他并不慌张,照常访友宴客,照常与家人打麻将,照常自嘲与周妈(佣人之妻,与他关系暧昧)的关系,“如慈禧遇李连英”。

三十日,他去访日本学者盐谷温(时从叶德辉学),听说城中外国人“已半走”,仍然不慌不忙,发了一通感慨:“狐媚可取天下,鼠窃岂可取耶?”所谓狐媚,以他早年劝曾国藩挥师入京“申明祖制”以阻止垂帘听政的事迹,大概能猜到他说的是慈禧太后。至于鼠窃,则是他把康、梁与孙、黄混为一谈,误以为这次“肇乱”是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发起“不自量”的“革命”。

明晨,他在左文襄祠门口,亲闻“武夫传呵”,说革命军已经攻入巡抚署,再亲见“须臾,满城白旗”,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一时一地的小变乱,而是改天换日的大事件。有点慌,因为,“余亦为俘矣”;有点怕,因为,“在城,终为陷贼”也。此地不宜久留,走为上,可是,“至西门,不得出”,“至南门,已闭”,不得已,只能回到城北公寓,命儿子再探再报。

坏消息不断传来。长沙知县被革命军杀死,巡抚余诚格(素交)弃城而走,谭延闿(前湖南咨议局长,世交晚辈)“从贼”做了参议院长。既无由求助于体制内高官,又不忍心徇从反体制的贵人,进退维谷。所幸七日后全城解严,赶紧离开长沙回到湘潭。

老同志遇新问题

回到老家,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供职于厘局的老朋友找他,请写信给谭延闿,证明自己“不与贼通”,他长叹一声告诉朋友,谭延闿就是参议院长。族孙被革命军抢劫,向他求助,请帮忙报官,他只能说,“今无官”,但也“不可报贼”。常大淳(前湖北巡抚,与太平军战,自杀)的孙子来慰问他,一见,却已剃发,还说要往湖北投效革命军;由此,想到刘长佑(湘军名帅)之孙,也投了革命党,不由慨叹“世职从逆”,朝廷“恤赏全无报也”。更令他揪心的是,三个儿子先后剪了辫子,皆已“从逆”。

他经历的“洪杨之乱”,那么残酷,身边也没有这种现象,从破坏程度来说,“辛亥之乱”要轻得多,时间也才几天,世界这是怎么了?“自来乱未若此,不乱之乱,如大乱也”。老同志碰到新问题,难怪他感到迷惘。

他给老朋友写诗:“仙家乐鸡犬,儿辈失冠巾”,描述目睹的乱象。他给自己写诗,却找不到合适的题目:“欲题七哀,无可哀;题为感遇,又不甚似;改题为悲愤”。终于,他给逃跑的巡抚朋友写信,以新词描写“悲愤”,自以为准确表达了感受:“一时才彦皆无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党,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专制,共和,自由,独立,这些新名词,如此混搭,更让我们体会到闿运的迷惘。这是真慌了。

好容易挨过几个月,民国成立,改换年号了。元年正月朔,他在日记写下三个字:“不受贺”。次日,看到清帝逊位、袁世凯任总统的电报,他总算平静下来,说:“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总结得很好。清末施行排挤汉人(重要职位皆旗人),皇族组阁(利益集团垄断权力),推迟立宪(能拖就拖,当绅民是傻子)的政策,不是视治国为儿戏吗?武昌首义,孙、黄、宋诸元勋事先全不知情,即使身在现场的首义将士也没能统一思想敲定开战的准确时间,不是视革命为儿戏吗?“打酱油”的立宪派诸君子也是毫无把握,半推半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不也是视政治为儿戏吗?三方都玩过家家,总有一家要崩溃,而崩溃的原因,就看谁更“儿戏”。无疑,清廷得分了。

“请君莫洒新亭泪”

平复心态后的闿运写了一句诗,恢复了所谓“帝王师”级别的判断力,诗云:“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上联,他不将时代巨变归功于革命党,下联,也不认为“乱党”孙文(他在日记曾称为“孙帝”)与“世兄”袁世凯(论辈分闿运为世凯父执)之徒真能底定乾坤。而在己,他则说:“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所谓新亭之泪,谓东晋诸人被驱赶到江南,缅怀故国,“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不由得纷纷堕泪。闿运以为不必如此,因为,他对朝廷(自慈禧政变成功上位后的朝廷)早已绝望,对国人(自湘军崛起后的争利胜于立名的风气)不抱希望,数十年来,纯以老庄之法入世,游戏人间,除了眼见的风险(如岁末缺钱度岁,兵乱易致戕身),再不以世事萦怀。

元年冬,宋教仁(时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返湘,现身于闿运八十大寿之宴,转达袁总统请湘绮先生主持清史馆的建议。闿运其时正要送女儿去上海,“怯于盘缠”,遂与教仁扯了一会儿史学淡,即欣然应之。

有朋友听说闿运将北上,投诗相赠,劝他莫做“莽大夫”(以王莽喻袁世凯),闿运认为这是善意,“诚为爱我”。但是,在这样的年代,莽与非莽,又何有界限可言呢?于是,吾人读史,就知道中华民国清史馆首任馆长不是别人,就是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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