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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祺瑞与黄兴之间秘密的军方谈判
唐绍仪的谈话显然违背了袁世凯的政策底线，也违背了清廷的意旨。只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唐绍仪之所以这样说话，除了其个人认识外，也与清廷中的强硬派始终不愿在君宪主义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有关，强硬派将君宪主义的大门逐渐关死，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不能不另寻思路。
也就在唐绍仪、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同一天（12月20日），得到段祺瑞军方将领支持的另一场谈判在上海秘密进行。其南方黄兴的代表是顾忠琛，北方段祺瑞的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
段祺瑞和他的代表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
段祺瑞的这些想法其实也是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想法，黄兴早在武昌与黎元洪合作时就讨论过推举袁世凯的可能性，所以当他通过顾忠琛获悉这个消息后，自然没有反对的理由。黄兴表示，他个人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南方许多人的拥戴出任临时大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于是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进行谈判。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滑，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只是此后的政治发展，大致沿着段祺瑞、黄兴规范的五项原则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