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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宪党人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这些立宪党人在二十年前的革命话语中均属于政治上左右摇摆的资产阶级，他们反叛了清王朝，支持了武装起义，但很快又是这批立宪党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夺取了独立各省的权力，背叛革命，又走上了反动道路。过去的革命话语确实揭示了立宪党人在政治上的一个面相，只是这个面相并不能代表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整个历史大潮中的作为。
立宪党人是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主力，是社会中坚，他们在获取经济上的成长之后，致力于中国政治发展。在晚清最后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和可能，是把立宪当作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特别是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前者比较彻底断绝了立宪党人分享权利的可能性，后者则从经济上狠狠宰了立宪党人一刀，终于将立宪党人从朝廷的同情者变为反对者，所以当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在第一时间找到湖北省咨议局，咨议局的大佬也就是那些立宪党人对革命军背叛朝廷的行动没有丝毫指责，毫不犹豫地站在革命军方面，成为革命的盟友，也就成了朝廷的敌人。
紧接着，各省立宪党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合组军政府，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成为致清廷于死地的最重要因素。正如袁世凯在答复清宗室强硬派指责时所说：我北洋新军有力量踏平武汉三镇，有力量击败黎元洪乃至两湖革命军，也有力量击毙这些革命党，但我北洋新军没有力量和勇气去枪杀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些立宪党人，因为他们代表人民，就在民间。袁世凯的这个判断不仅说明了他的见识超凡，而且证明了立宪党人在这一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清廷
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惟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王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王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执政者留下那么大的活动空间，清王朝在最后的岁月中依然占据其他派别羡慕不已的行政资源和政治优势，但是清王朝没有将这些资源用在正当的改革上，没有以政府的行政主导推动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走向现代走向文明，而是被动地被各种政治势力所裹胁，被动地推着走。历史给清王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滦州兵谏发生，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王朝顷刻沉没。
不过，对清王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说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进行鱼死网破式的疯狂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王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让清廷主政者多年来苦思冥想怎样才能使爱新觉罗家族万世一系，怎样才能使清王朝成为一个永不消失的存在，竟然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得以实现。试想，假如废帝溥仪不在后来被利用进行什么复辟，而是信守优待条例的规定，那么即便历史又过了一百年，在我们紫禁城里还有一个整天称孤道寡万世一系的皇室，那将是一番怎样的形象？
清廷最后的决断和结局，当然还是得益于这个王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当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前作出肯定答复。这个最后通牒虽然是对着自己的主子，虽然有点背叛朝廷的意思，但按照儒家伦理好像也说得通，这大约就是孟子所说的，当一个王朝贼仁残义的时候其实也就失去了正当性，这时即便诛杀君主，也不过是诛杀一独夫民贼，并没有道义上的缺陷。
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王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王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应该说，这是中国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政治智慧的体现。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