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父辈因早年进城务工被称为农民工。他们远离农村田间劳作，习惯并常年留在城市生活，但他们却与父辈一样都是农村户口，被称为“农民工二代”。

本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 王丽）因社会保障、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横亘于前，“农民工二代”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问题，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

问题1： 社保没着落住房没影子

全国人大代表刘会莲是来自陕西合阳农村的一名普通村党支部书记。她说，全村400户村民，每家至少都有一个孩子在外常年打工。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这些年轻人，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回家。还有一些人因为打工或做生意赚了钱，直接就把父母孩子接到城里生活。

“他们大多数人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更不会干农活。”这是“农民工二代”留给刘会莲代表最深刻的印象。她还发现，这些年轻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没有城里户口，找工作有很大局限性，社保没着落、住房更没影子”。

刘会莲代表说：“没有参加社保，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一旦受了工伤或遇到交通事故，没有保障不说，还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另外，因为户口问题，他们对选举和被选举也没有什么概念。”

问题2：是城市化的边缘群体

刘会莲代表的担忧不无道理。全国人大代表、西安未来国际软件有限公司总裁王茜也注意到了这个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

王茜说，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农民工二代”是城市化的边缘群体，他们遭遇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在城市扎不了根，在农村断不了根，成为“两栖人”、“漂泊者”和社会“弱势群体”。

“如果国家能出台统一的政策性文件，在大城市放松、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条件，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制定吸引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有关政策性规定，将是对这个群体最大的安慰。”王茜代表感慨地说。她认为，只有从政策、制度上破除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才能解决因户籍问题产生的诸如教育、社保等一系列制度性障碍。

王茜代表还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资金管理机构，规范各省市已出台的农民工社保资金跨省转移办法，并借鉴“银联卡”办法，借助现代银联网络，将“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的养老、医疗以“专用银联卡”形式纳入“银联卡”管理系统。“通过他们的服务单位或个人按月缴纳，‘专用银联卡’由他们自己随身携带，即使跨省转移也只需通过银行柜员机操作，就能实现即时转移。”

王茜说，能在城里买房定居的“农民工二代”毕竟还是少数，随着城中村的逐渐消失，他们的住房问题也不容忽视。

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出台“在大中城市建设农民工集体宿舍、微型单元房、标准廉租房和短期失业免租房”的相关政策性文件，让更多“农民工”及“农民工二代”能住进可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