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林毅夫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从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环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们是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最出名的，就是这种变化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
林毅夫：其实这个变化对我来讲，也不是那么大的冲突，因为前面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学也是一个逻辑体系。应该讲起来，对很多问题他都有看法，这个看法不见得一样，但是它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推论出来的，其实我发现，任何理论都一样，任何学问它最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然后来建立它整个的思想体系。
主持人：那么站在美国，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当时80年代初，80年代中，对于经济的研究的水平，应该说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这样就不是自己做学问的机会了吗？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就使用，所以这个高、低是怎么定的，适用的就是高，不适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国外理论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啊。那么国内的学者，不管是中层研究部门，或者是我们在理论界的，他研究问题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算得上一个高。
主持人：那么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收获还是一个就是说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了解，同时一个很严谨的理论，这个思维的训练。知道怎么样深入去观察问题，那么从问题了解它形成这个现象各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然后从这个了解当中，形成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或者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理论思维的训练，跟理论研究范围的训练，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益最大的。
林毅夫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博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里面，你又选择把农村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
林毅夫：这个有客观原因，有主观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么呢？
林毅夫：主观的原因是中国的问题，农村问题是最大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客观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要外国学生博士论文是写他自己母国发生的问题。在1984年的时候，我想对中国来讲，最清楚的变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关心农村问题，二方面当时农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以中国的改革作为我的论文题目，所以也是一个与祖国关联的一个结合吧。
1983年，林毅夫在美国求学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在分别四年后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这四年的时间，有音信联系吗？
林毅夫：当然有，通过我在国外的亲戚，把信息带回台湾说我还在。
主持人：你们双方之间夫妻之间就是没有打电话？
林毅夫：那当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没有办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说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过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儿？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过。
主持人：你当时已经是一位两位孩子的父亲了，对于孩子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很想知道，这四年是怎么过来的？
林毅夫：当然是，做任何事情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然我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妻子很谅解我，她也跟我有相当共同的理想。那么你要追求一个理想，又不能同时做的时候，总是有人先做，有人后做，但是我相信我们理想是一致，我们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离的非常远，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主持人：那如果没有这次出国留学的话，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隔时间还会更长一些？
林毅夫：是，当时心里准备是更长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里准备其实是多长时间？
林毅夫：这个当时想到也许像王宝钏吧。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这种坚定不移的强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我前面讲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平衡。/在台湾发展当然不错，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标思想是相互冲突的，到大陆来，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内心这么一个统一，那么这个统一跟社会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人，我就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时代对我很好，这个周遭人对我都很好，那么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反过来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内心目标，一定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吗？
林毅夫：这就看你怎么定义幸福。幸福的定义，我觉得中国的，不管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还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还是内心的平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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