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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监督
百姓主导问责官难做民好过
京华时报：对北京而言，怎样在现行情况下，将问责制度落实到位？
李永忠：提升问责主体是第一步，但还要有系列配套的措施和政策。比如要把官员的权力细化，具体到哪些权力能行使，哪些不能，怎么算越权，越权怎么办，怎么叫不作为，为自己牟利应该怎么办，这些都要细分。但同时要加强监督。
权力架构是一个金字塔形，对权力的监督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形。尤其对主要领导的监督，倒金字塔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如果大家都认为官太好当了，那么可以肯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问责的太少，甚至可能没有问责，才会出现“越是大官越好当，越是小官越不好当”的现象。
比如，经过中纪委中组部在地方试点的经验，更应该大力发展由老百姓主导的问责。通过这种问责形成“官难当民好过”的现象，在百姓的监督之下增强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
■进化之路
从“责令辞职”到“制度问责”
7年后，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除了“责令辞职”外，“引咎辞职”也开始被人熟知。2004年，中办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于引咎辞职的规定更为细化，共有9类情形适用。
到了2004年底，历经4年起草，13易其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三次会议上正式进入立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将“引咎辞职”制度确立为该法的一款重要法条。
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
条例》颁布，出现“责令辞职”一词。这被认为是中国官员问责制的源头。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严厉批评某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仅仅一天之后，温家宝总理就在研讨班上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中央高层的严厉表态下，一场问责风暴掀起，一大批政府官员应声落马。
实际上，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中国官员问责风暴始于2003年。当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由于没有如实向外界透露非典疫情的发展状况、防治不力被免职，包括两人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高官的下台，使“引咎辞职”一词开始大范围走进公众视野。
2008年是中国式问责进程中的特殊一
年，被称为“官员问责年”。这一年，重大安全事故在中国各地频发，山西襄汾溃坝、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
从“不问责”到“问责”，从“责令辞职”到“引咎辞职”，从“弹性辞职”到“刚性辞职”，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到了2008年，一个问责高潮出现，可是评论依然认为，这实质上依旧只是停留在“运动化阶段”，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大多取决于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程度。
不过仅仅一年后，《暂行规定》的出台则显示了中央推行制度问责的努力和决心。针对此前官员问责程序不规范、复出不透明的质疑，此次《暂行规定》做出了回应，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也明确了问责的程序。
2009年出台的《暂行规定》，无论是信息的透明度还是问责本身的力度都迈出了一大步，对官员的问责开始制度化。
昨日，《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部分内容被首次爆出，而实际早在今年1月28日，北京市委办公厅已将这份备受关注的“京版问责”印发。
“京版问责”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北京市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北京成为自2009年7月中央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以来，将党政一把手列入问责范围的又一城市。京版问责办法明确了问责决定机关即为党委、政府，这有望打破“同级问责”的尴尬局面。
实际上，以被称为“全国版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为标志，一场寻求制度维稳的中国式问责便在争议与喧嚣中徐徐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