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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因素
“是的，世界变了。”1月25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从教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就业，四次反省美国现状。就职美国总统三年来，其国情咨文提及中国的次数逐年翻番，从2009年的轻描淡写，到2010年宣战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国沦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认美国地位下滑的现实，折射了形势逼人下美国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
在张宇燕看来，未来十年，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机遇和挑战主要集中在美国，“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大局。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变数很多，但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变数。”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美国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领域；其二，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新兴大国。“对中国而言，把握好外部发展机遇，就要对美国行为有较为准确的判断。”
这位曾以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身份深入研究过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向本刊记者讲出了自己的担心，“新世纪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虽说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情复杂，但总体上还没太把你当回事。新世纪头十年走过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形成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行动。”
他将这些行为总结为“四化”：妖魔化中国、分化中国、西化中国和体系化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在贸易、环境、货币和投资等领域，把中国纳入它们制定的国际体系内。”为了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和面对的竞争形势，他特别提到了两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表在去年11月底《华尔街日报》上题为《世界围绕中国旋转》的文章，二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题为“ImperialbyDesign”的长文。
弗格森这位“G2”的发明者认为，中美在四方面面对着针锋相对的冲突：其一，工业制造。中国的崛起和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未在制造业上超过美国。但2009年，无论是工业增加值还是工业总产值，中国都已超过美国；其二，人均收入增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均GDP最低仅为美国1/70，现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而且还在快速提升；其三，资源需求。仅2009年中国消耗的粗钢数量就是欧美日总和的两倍多。中国多消费就是西方国家少消费，资源问题成为零和博弈；其四，发展速度。美国为“离去的帝国(departingempire)”，中国是“到来的帝国(arrivingempire)”，一个迅速成长，一个慢慢衰落。两个国家要寻求一种稳定的关系，难度很大。
弗氏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苏联从未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对五百年来西方控制的终结。这一次，东方挑战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都动真格了。北京现在可能还不是‘师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再是‘学徒’。”
“美国已经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判断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检讨冷战后美国国家政策失误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叹：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识到，美国未来几十年面对的最严重挑战很可能来自崛起中的中国当然，美国会在全球范围内抑制中国的崛起。然而主导全球的企图迫使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开战使得我们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如果人民共和国以过去三十年间的方式，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增长的话，它很有可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力量，并尝试像美国领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亚洲。没有哪个美国领导人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意味着华盛顿会寻求遏制北京的战略，并阻止其成为地区霸主。”
“在抑制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国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预所弱化，它将更有能力来压制北京的野心未来的预算应当大规模向空军和海军倾斜，因为它们将是对付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这位进攻型现实主义“鹰派”学者，以“布局帝国”的口吻提出重建针对中国的霸权优势：以离岸平衡战略，从外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中脱身，集中精力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压制潜在霸主。具体到东北亚，他说，美国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同时，尽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成本，“领导”印度、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以及越南，围堵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