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达赖集团对旧西藏的描述完全违反客观事实

达赖集团在《虚构》一文中对旧西藏的社会状况极尽美化之能事，完全是颠倒黑白。现列举如下：

——旧西藏等级森严的严刑峻法被描绘为“先进”、“文明”的法治。《虚构》一文极力美化旧西藏的法律制度，宣称“西藏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得更加先进”，西藏地方历代的法律“其实质是，统治者应作为其臣民的父母”，“历代执政者先后颁布的十六、十五、十三、十二条法典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认为旧西藏的行政管理制度“总体上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

事实是，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与其身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一根草绳。旧西藏地方政府设有法庭和监狱，大寺庙也设有法庭和监狱，僧俗领主还可以设立私牢。当时的刑罚极其野蛮残酷，有剜眼、砍手、断足、剥皮、抽筋、投水等。根据美国学者谭·格伦夫引证的资料，“一位在西藏住了２０年的英国居民说，她看见了无数挖眼睛和使人致残的事件。４０年代末，另一位居民说，‘在西藏全境，可到处看到因盗窃而被砍去了手臂或大腿的人。’”

——把旧西藏极端贫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美化为“自给自足”的社会。《虚构》一文宣称，旧西藏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社会，“在西藏中部人口中很小的比例是佃农。他们从贵族和寺院租得土地，并以实物或体力劳动向财产持有人支付租金”，并认为这些佃农“相对富裕，有时甚至出借资金或粮食给庄园主”。事实是，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５％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９０％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５％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据１７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３００万克（西藏地方的面积单位，一克约合一亩），其中３０．９％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２９．６％为贵族占有，３９．５％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英国人查尔斯·贝尔爵士在《西藏的过去和现在》中记载，“小孩子被人从父母身边偷走，沦为奴隶，或者父母亲太穷，养不活他们的小孩，于是把他卖给别人，那人向他们付一笔‘母亲的奶汁费’，把孩子养大，就让他当自己的奴隶或把他卖给别人当奴隶……”。上个世纪上半叶，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一书中指出，当时由于疾病困扰“使得急待发展的人口日益减少。数目庞大的喇嘛大多数是独身，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肺病、甲状腺肿、流行性感冒、天花等疾病也很流行，天花尤其可怕……由于饮食粗糙和其他原因，众多儿童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