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很苦，富人很烦

其实，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都折射出了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警戒线0.4左右，这是国际上用来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一个指标，0.4到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而如果把在各种岗位外收入、非正常收入也算上，则计算出的实际基尼系数肯定要更大一些。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迎生认为，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将使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事实上，“仇富心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当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出事时，人们大声叫好；当王石陷入“捐款门”事件时，人们一片骂声；而任志强“我是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话语一出，即遭炮轰……这些事件都被视为“仇富心理”的一个体现。

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指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大民生问题都与分配不公有着密切联系，30年来这三大问题一直是改革的难点，未来仍是改革的重点所在。

应正视改革的代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概括而言，“新三座大山”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究竟如何才能搬倒“新三座大山”？在背负“新三座大山”时，人们对资源分配不均、财政投入的不足非议很多。那么，究竟该如何对症下药呢？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流行的“看病贵、看病难”呼声，掩盖的是另外一个现象：在尚存的“公费医疗”范围内，一些人“看病太便宜”，过多占用了本来就不足够的医疗资源。这不单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也不可能单靠医改就能得到解决。深究下去，这将是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

庹国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理事)：

医保制度确实应该尽快完善，但在现有的财政投入下应该先解决医疗保障覆盖面的问题，而后才是公正与效率应如何结合的问题。

农民工虽然已经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中，但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矛盾，所以会导致农民工“退保潮”的发生。一方面是加大农民基本保险的财政投入。另外，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当然不同地区的保障水平可以有所区别，但不能区别太大，更不能有歧视性待遇。

史静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对于基础教育而言，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出现择校费高等现象。而高等教育收费是基于成本分担原则，在现有的国家财政投入下，义务教育免费，那只有高等教育收费才能扩大其规模。

大学在扩招的同时很难有精力顾及到教育质量的提升。而高等教育在收费的同时要通过支付制度去完善，比如贷款、奖学金、社会救助等。教育特有的滞后性和保守性确实会使它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但就业难不是教育改革本身的错。

我要指出的是，改革不是田园牧歌，它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比收益多，我们应正视这一点。（吴林/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