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资企业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促使国有企业改革、前进、发展。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没有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难以如此深刻和广泛地进行改革，企业竞争力不会得到大的提升。

我们的调查发现，很多国有企业恰恰是通过和跨国公司合作发展起来，提高了竞争力。西安电气集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电气集团第一阶段和日本三菱电机合资，第二阶段和ABB合作，引进消化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并且进行了再创新。在短短十几年里发展起来了，成了国内行业老大，并且在某些产品领域能够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

一些人认为，外资进入中国，把市场给了外资，但是却没有换来相应的技术，因此“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失败了。这样的批评主要针对轿车工业。

　　我们的调查表明，我国轿车行业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外资的战略是成功的。首先，通过与世界著名汽车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中国制造的汽车已经成功地实现进口替代，甚至开始了出口。第二，中国形成了现代汽车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例，20多年来，通过与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合资，上海周边形成了汽车产业链。2家轿车整车合资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零部件供应商体系。上海大众有340家一级供应商，上海通用汽车有178家一级供应商。与此同时，2家轿车整车合资企业还在中国建立了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上海大众在全国有800多个销售网点（其中500家 4S店），上海通用在中国有669家经销商（包括进口车经销商）。上海汽车总公司不仅建立了2家轿车整车合资企业，而且与跨国公司合资建立了40余家重要轿车零部件企业。2家轿车整车企业与这些零部件企业合作，邀请主要供应商参与轿车整车开发造型设计，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轿车产业链的形成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市场经营理念。现代轿车产业链的形成成为中国内资企业自主品牌发展的基础。第三，经过20多年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通过轿车整车厂和整个产业链的完善，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轿车技术工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现代汽车经营管理者。这也成为中国内资企业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人力资源。

显然，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作用和外资企业带来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中国内资企业竞争力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取得如此之大的进步。正如邓小平同志1991年视察上海大众后所说，“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

人们在关注与外资合作遭遇困难的企业案例同时，也应当关注通过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而成长壮大的中国企业的案例，总结这些成功的经验。

与跨国公司合作出现问题的原因往往是我们的企业管理体制没有深入进行改革，企业缺乏自我们发展的动力，缺乏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动力。

企业没有搞好，或者行业发展出现问题应当善于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不要把责任归于引进外资或者归于跨国公司的“阴谋”。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善于自省，善于寻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归于外因。只有善于发现自己问题的民族才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

（五）  （五）外资并购伴随着股权和资本的流动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但是安全度高并不等于没有安全隐患。我们经济竞争力确实提高了，但是这种竞争力面临能否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比如对国际资源定价权的掌握，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等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改变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强改革，进一步市场化。比如说自主创新，中国的企业投入到研发上非常少，并不是不知道技术重要，但是研发出成效一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国企的领导任期却比较短。一些领导往往更多地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的绩效，而不是任期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企业发展规律。需要改变滞后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

　　还有一种认识，外资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我们在低端，导致外资挣大钱我们挣小钱。这个是现实，但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首先，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我们不应当否定自己取得的巨大进步。第二，中国企业在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后不应当到此止步，可以而且向中端和高端发展。事实上已经有一批中国企业开始了新的攀登。

对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问题，也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到国外收购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我们调查过两个典型的案例，一个是上海的一家做工业缝纫机的企业——上工申贝公司，2005年收购了德国的DA公司。一个是北京第一机床厂，收购了德国的科堡机床厂（生产大型龙门铣）。这两家德国企业都是该行业的隐形冠军，技术世界领先，拥有核心技术和世界著名品牌。收购以后，品牌、技术专利以及工厂和研发中心都属于中国企业了。中国公司正在吸收和整合这些国际资源，实现欧亚联动，全球协同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外企业股权相互融合的程度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快速发展，许多中央国有企业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例如，在境外上市的中石油股份的10%，中石化股份的20%，中移动股份的25%，中海油有限公司股份的33.59%，建行股份的25.75%都是在境外吸纳的外资，其中不少是海外的战略投资者的股份。国有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国有企业。今后这种“你中有我们，我们中有你”的融合还会逐步加深。

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中，并购伴随着股权、资本的流动是一种常态，从全球化大视角以及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外资并购是中国企业成长壮大走向世界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要学会在企业所有权相互渗透的条件下参与全球竞争，学会在企业所有权相互渗透的条件下参与跨国并购。

（六）  （六）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合作竞争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经济更多地是数量型增长。现在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更加关注质的成长。在这种情况下，适度调整外资政策是必要的，在积极吸收外资的同时应当强调提高外资质量。如果说，过去吸收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那么，今后吸收外资应当使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建立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经济。

对外资的引导必须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不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强制的行政干预。要运用市场化的办法，想鼓励某一项新技术，可以采用政府采购等措施，鼓励创新也不能只鼓励某一类企业，谁创新我们就鼓励谁。

　　政府该做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保证国企、民企、外资三个方面军的公平竞争和合作。因为三个方面军合作竞争最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最有利于企业进步。我们不能排斥一类企业而扶植另一类企业。

过度保护国有企业是不可取的。从整体看，效率高成长快的企业恰恰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争的压力，民营企业竞争的挤力往往是国有企业成功的动力。

另外，政府信息应该越来越透明，一项政策出台前，应该征求多方意见，民营企业有它的利益，国有企业有它的利益、外资企业有它的利益，都是正当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作好裁判员，找到各类企业利益的平衡点。

（七）  （七）中国崛起需要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含金量比较高的投资，外资（特别是著名跨国公司的投资）作为载体一揽子带来的是管理、技术、理念等一些新东西。跨国公司投资往往会在投资所在国延伸出一系列的产业链条和集群。

外资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和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引进外资可以推动竞争促进其经济发展。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中国引进外资不仅看中其对经济发展促进的影响，而且看中外资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外资不仅给中国带来资金、技术和管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且通过示范和竞争给中国带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外资也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营机制形成的催化剂。今后，只要引导得当，外资还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因素。正是由于外资具有这些特殊的作用，即使在内资充裕的情况下也应当继续积极吸收外资。

我国周边的不少国家还在强化吸引外资的政策，像越南的引资政策比中国还优惠。韩国甚至也来请教中国如何引进外资。几年前，韩国一个研究所曾要求我们提供中国4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53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相关鼓励外资的政策资料。韩国在学习中国开放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前不久，韩国也设立了3个经济开发区。

中国给外资一定的优惠并不为过，这是参与国际引资竞争、吸纳国际资源竞争的需要。我们主张对外资政策适度调整，从普惠、即对所有的外资优惠转变到特定产业和特定地区的优惠，比如鼓励外资往西部走，对一些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给与优惠，而且符合条件的内资企业也可以同等得到优惠。

全球化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关键强加于吸纳整合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是看吸纳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资金、技术、市场等。历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时候，往往都需要吸纳国际资源。19世纪英国、德国的崛起，20世纪美国、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历史上这些国家崛起之时，往往借助暴力或者不公平贸易掠夺别国资源。现在，市场竞争规则已经改变，暴力掠夺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的崛起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