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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27日14:41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失败的教训值得吸取

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起源甚早，距今4300多年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在南门门道路土之下就发现有铺设的陶质排水管道。这些排水系统不断完善，在一些城市中还发现了水关（水闸）遗址，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有广州南越国时期的水闸遗址、北京金中都的水关遗址和北京元大都的水关遗址。

南越国水闸时间早，采用的是全木结构。金中都水关遗址和元大都水关遗址属于同一个系统。以大都水关为例，涵洞底和两壁都用石板铺砌，顶部用砖起券。洞身宽2.5米，长约20米，石壁高1.22米。涵洞内外侧各用石铺砌出长6.5米的出入水口。涵洞的地基满打“地钉”（木橛），在“地钉”的榫卯上横铺数条“衬石枋”（横木），地钉间掺用碎砖石块夯实，并灌以泥浆，在此基础上，铺砌涵洞底石及两壁。整个涵洞的做法与《营造法式》所记“卷辇水窗”的做法完全一致。其实类似的水关在许多古城中都有，只是各地根据实际需要，做法上有所不同，如元大都整个涵洞的石底略向外倾斜，涵洞的中心部位装有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棍。又如福寿沟为了保证水窗内沟道畅通和有足够的冲力，利用地势的落差，并采取了改变断面比例，加大坡度以增加流速的办法以更好地防洪排涝。再如度龙桥宽4米，高2.5米，水窗断面尺寸为宽1.15米，高1.65米，从而使通过度龙桥的水进入水窗时，流速增加了2~3倍。水窗沟道的坡度也比一般下水道的坡度增大4~10倍。因此由度龙桥的水进入水窗内形成了强大的水流，足以冲开闸门，将泥沙等固体物质排入江中。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保证了古代城市在一定时期防灾减灾的成效。

但是，中国古代城市在防洪排涝方面，也并非都是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需要吸取。如隋唐洛阳城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经历过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动荡，许多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604年隋炀帝即位之后，即以镇守东方为由，在“伊洛之间”新建东京（后改东都）洛阳城，每月役使200万人，历时仅10个月就完成了洛阳城的营建。东都在汉魏洛阳城之西，它北倚邙山，南有伊水，东有瀍水，西有涧水，洛水则自西南而东北流，穿城而过。宫城、皇城居于整个城市的西北，其余地区布置坊市。皇城前临洛水，有浮桥与全城最主要的街道定鼎门大街相连，形成全城的中轴线。“洛水贯都”的设计，古人认为“有河汉之象”，这种设计可以充分发挥洛阳漕引东南的区位优势，隋代临洛水的通远市附近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洛水南的丰都市“榆柳交荫，通衢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但是，从隋唐300年间东都的历史来看，“洛水贯都”并不是成功的规划，原因是洛水变化无常，不断泛滥，如唐如意元年（692年），“洛水溢，损居人五千余家”。洛水的泛滥对东都，尤其是洛河北岸的坊市造成严重破坏，有的时候已经到了官方“倦于缮葺”的地步，足可证明“洛水贯都”的设计在防止城市水患方面的缺陷。

应有效保护水利设施

古人在与自然长期的相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当地的防洪措施，可是这些措施在建国后普遍遭受比较大的破坏，使得我们遭受到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惨痛损失。吴庆洲在《中国古城防洪研究》一书中举陕西安康城为例，安康城因地势低洼，历史上水患频繁，常受洪水袭击。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古城遭灭顶之灾，溺死5000多人。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安康修筑了一条万柳堤，作为城内居民在特大洪水灌城时的安全转移的道路，在历史上救过许多百姓的生命。然而，这条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避水通道，竟于1958年被拆。1983年7月31日，安康城又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城被淹。由于万柳堤被毁，城中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更大损失（死亡1000多人，5亿元财产被毁）。

即便是我们在文中引以为豪的福寿沟，也早已是今非昔比。按照刘彝当初的设计理念，福寿沟仅是整个赣州排水防洪体系中的一环。修建于宋代的坚固城墙是最好的防洪堤坝，城内原有的数百口水塘与福寿沟相连通，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北京大学冯长春教授早在1984年详细考察了赣州的水塘之后，就发表了题为《试论水塘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及利用途径——以赣州市为例》的论文。当时，赣州城的水塘面积约0．6平方公里，占整个城市用地的4．3％。而今水塘已经寥寥无几，护城河也早已被填平，我们的后代只能通过荷包塘、蕻菜塘、清水塘这些残留的地名，去遥想当年那座被水环抱的江城了。这些填塘建房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大大削减了福寿沟作为城市排涝干道的功能。类似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发生着，据吴庆洲的研究，无锡古城在明代其河道密度高达11.36公里/平方公里，建国以来共填塞旧城区32条河道条，被填塞的河道总长达31.4公里，填塞大小水塘近20个，填塞水体面积47公顷。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城市风貌，而且加剧了内涝威胁。绍兴城原有河道60公里，现仅剩下30公里；温州城宋代有长达65公里的河道，现在已全部填完。

抗洪减灾，留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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