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县城



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

5·12地震的震中在汶川，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却是北川县，该县的遇难人数最多，多达15645人，经济损失建筑毁坏也最为惨烈。

专访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县委书记宋明是很考验记者的一个过程，考验的不是技巧，而是他实在太忙太累，去打扰他得下狠心才行。

5月28日，正是对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关键时刻，宋明作为北川县上的一把手自然紧钉在擂鼓坪指挥部现场。俄罗斯米-26直升机升降带来的巨大轰鸣和飞砂走石，每隔10分钟就有一次，无数的小砂石打在脸上只有一种生生的疼。

但为了现场工作人员更直接方便地找到他，宋明从早上开始直到晚上7时30分记者离开时，他坚持坐在帐篷外的塑料凳子上，下级的汇报工作、上级的电话指示、开会布置工作、协调各方的工作，他一分钟都没有停过，甚至等候他指示的工作人员一度排成一个小小的队伍，看到他如此忙碌，而且需要解决的大多是十万火急的事情，记者实在不忍打扰。

晚上7时，在宋明吃完一个盒饭的空隙，看到本报记者等候的时间太长，他可能也有些于心不忍，把记者拉到帐篷后面一个小小的空地上，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亲历地震

“看到那么多同胞、战友和以前的同事离开自己，是最难受的事情。”

记者：地震发生的时候，您正在干什么？

宋明：当时我正坐车前往成都参加一个学习班，车还没有出城，就突然发生了地震，一下子所有通讯都断了，我让司机立即往回赶，经过北川中学时，情况非常惨烈，我马上下了车，那里的校长和老师认得我，我把所有能够工作的人分成了三组，分别在三栋倒塌的教学楼救人，并且安排了8路人马出去报告受灾情况，最早赶来的是擂鼓乡的副乡长，后来我们的人找到了部队上，用军用电话才打了出去，据说是灾区中最先能够和外界取得联系的县。

记者：您有没有参与在北川中学挖人？

宋明：有。那种情景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得住的，那么多学生在喊"救我救我"，我把手也挖破了。但是，那么大的钢筋水泥楼板，虽然断裂了，但里面的钢筋没断，十分重，老师们用手抬，用木棍撬，都没办法移动。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靠现场的人挖是效果很小的，派人出去报信、请人来援助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自己的家人怎么样？

宋明：都很好，我很幸运。我爱人住在绵阳，我儿子在成都上学，家里一切都好。地震发生之后，我后来听说，我儿子在成都有3天时间到处打电话找我们，但是都没有消息，把他急坏了，是我妻子通过别人带口信的方式，告诉他我们都安全，他才平静下来。

记者：回过家吗？平时在哪休息？一天能休息多长时间？

宋明：回过一次。我记得是有一天凌晨三点多我被紧急叫到绵阳汇报完工作后，书记让我回家看看，不对不对，那天是直接回来北川了。我记不起来是哪天回过家了。我平时不是睡车上就是睡帐篷，平均下来大概一天能睡个三四小时吧。

记者：地震以来流过泪吗？

宋明：(沉默了几十秒)有，不过，基本都是在一个人的时候。

记者：北川这次很多干部遇难。

宋明：有428名干部遇难。看到那么多同胞、战友和以前的同事离开自己，是最难受的事情。我们常务副县长杨泽森，地震后被压在了政府办公楼的废墟中，派去救他的人，给他打伞，给他喂水，和他说话，我也去过，但是，却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看着他的生命气息越来越弱，那种心理上的煎熬……后来，他的妻子来看他了，一到现场，马上晕了过去。

记者：这么干部还有他们的家属遇难，您怎么安抚大家的情绪，让大家工作？

宋明：我没有做过任何安抚工作，大家都是主动自觉的。关于这种例子，我还没有时间和干部们一起聊聊，只是听到了一些片段。我们的副县长瞿永安，一家11口人被埋在了废墟之下，他确切知道家人无法救出后，就在废墟前面跪下，磕头，说：‘父亲，对不起了！’马上开始工作。他3天前就往茂县去了，协商双方向打通道路的问题，到现在也联系不上。

重建北川

“听说我们可能会在安昌建城，当地老百姓很欢迎”

记者：这么多受灾百姓，有没有一些初步的安置方案？

宋明：我们把受灾群众分为三类，一是那些农村中房屋、田地遭到破坏，根本无法继续生存的，可能需要外迁，我们的对口支援省山东省已经表示，愿意划出专门的地方来接收我们的移民；二是城镇里面房屋垮塌的居民，我们建设板房，初步也就是在我们脚下的擂鼓镇这块空地，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块空地了，大概有10万平方米，作为一个过渡期；三是那些房子虽然倒塌，但生产条件还具备的农民，就地安置恢复生产。

记者：关于北川县城的去向，很多人都关心，譬如是否保留这个县，保留这个县后的新地址应该在哪等等。您是怎么想的？

宋明：北川是全国最后一个获批的羌族自治县，我从2005年9月10日上任以来，一直特别重视羌民族文化的修复工作，地震前有9.6万羌族人，占了人口数量的56%，保留北川对于保护羌族文化来说，非常重要。

北川的老县城，肯定不能要了，那里刚好处于龙门山断裂带上，而且县城两边都是陡峭的山，这次地震中也是横波波峰和波谷最剧烈的地方，破坏太大了，不适合作为一个城镇存在。不过，以后要选在哪里，肯定需要省里作重新行政区划调整，一切还在等待当中。当前的重点还是避免地震后的险情发生，重建的话题还有点为时过早。

记者：有没有意向中的选址？

宋明：专家组已经在开始调查了，初步的选址，定在永安、安昌、桑枣一带，有专家提出，安昌和黄土之间的板凳桥，一个很小的地方，适合作为县城所在地。

记者：选址的原则是什么？

宋明：一是得保证安全，二要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群众居住的空间，还得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大的预留地。其实我们历史上有过搬迁县城地址的，但当时没有办法进行做到科学决策。

记者：什么时候有过搬迁县城？

宋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有老干部说是为了防止反动派的攻击，县城匆匆由余里镇搬到了现在的曲山镇，那时候太匆忙了，没办法做到科学决策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多次提过搬迁县城，但是，因为北川作为一个省级的贫困县，一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搬迁所以就搁置了下来。

记者：现在北川的临时办事处设在了安县的安昌，这种普通人看来是“北川抢安县地盘”的举措，当地老百姓如何反应？

宋明：也没有周全的调查。办事处挂牌的时候，我去了安昌，在那里理发，老百姓把我认出来了。听说了我们可能会在安昌建城，当地老百姓很欢迎。安昌是安县的老县城所在地，自从失去县城地位后，区域经济发展失去了一些机会，好几个人告诉我说，要是北川把县城安在安昌，他们以后的就业、住房等条件会很好。

记者：对于新建后的县城，有什么规划？

宋明：肯定要比原来的县城要好。尤其是建筑物的安全性方面，我们要科学评估可能遭遇的地震烈度，建设高标准的抗震建筑，尤其是学校。不过，也得视我们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超乎现实条件的制约。山东省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们的省领导甚至亲口告诉我说：你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会举全山东之力支援北川，我们很感动。

记者：当前重建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宋明：道路，道路不通，一切都无法谈。现在有60公里的主干道完全毁坏，我们正在努力打通这条路，北川境内的40公里我们在掘进，从茂县往我们这个方向的20公里，也在掘进，我们的瞿永安副县长就是去协调这个事情了。

反思地震

“地震监测的仪器，就设在我们县委，事先没有任何反应。”

记者：可否谈谈北川这次地震后受到的经济打击？

宋明：北川的经济发展在地震前已经走上了快车道。我们依靠山区的矿产、旅游、水电等资源，实现了GDP的翻番，成就很大。那些山上(手指着附近的高山)的石头是石灰石，以前就是用来做水泥，后来我们提高了附加值，加工板材，这个石灰石比大理石好，没有放射性，而且具有高贵的米黄色，被称之为“西羌王之米黄”，原来一座矿山也就几十万元的产值，经过这种调整，一下子变成了七八百万元。

我们计划在唐家山堰塞湖附近建一个水电站，装机容量15万千万。省投资公司已经组织了8家公司投资，静态投资都有24亿元，每年税收5000~6000万元，7000人的移民我们都做好了。我们种植的药材、高山野菜，也是农民们创收的重要来源。但是，这一切，一场几十秒的地震，就把一切全毁了。这是一场非常毁灭性的打击。

记者：北川地震博物馆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宋明：当时温总理来北川察看灾情，我当时在场，马凯秘书长提议建个地震博物馆遗址，总理也表示支持。温总理说的“多难兴邦”，我的理解是大家要有忧患意识。我和一些干部聊天，都觉得这么多人的死伤，给了我们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切，要把灾难变成精神财富。

记者：这次地震如果要反思的话，你会首先反思什么？

宋明：科学监测自然灾害，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依靠科学应对自然灾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自然的认识，比发展还要重要。

记者：这次地震前有监测到什么情况吗？

宋明：没有。地震这个灾害确实很难事先监测到，地震监测的仪器，就设在我们县委，事先没有任何反应。通过上一次白什乡的例子，我觉得科学的态度对待自然，非常重要。

记者：这次灾害让整个社会齐心了很多，你觉得怎们保持下去？

宋明：是，我有感受，地震后大家特别团结。老百姓看到我们干部没有当逃兵，而是坚持工作，很相信我们，很感激干部。以后如何保持下去，我觉得不能单靠地震带来的这种效应，还得把所有的工作一步步做扎实，把大家的生活安置好，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才能持续下去。

文 /本报特派记者姜永涛、何涛 图 /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