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5·12”地震发生后不到24小时，除了部队救援力量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队伍，已出现在灾区最危险、最需要的地方；

这是前所未有的爱心凝聚——截至5月28日，社会各界为灾区所捐赠资金已达347.87亿元。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效率——从伤员转移救治、灾区防病防疫，到安排灾区学生读书、承接灾区临时居住点的建设，灾后仅10天时间，全国各省区市已与灾区确定对口支援对象，迅速启动灾后重建。

在如此巨大的突发性灾难面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调控力所释放出的巨大抗震救灾动能，令外界吃惊，也令我们自己倍觉讶异：究竟是什么使之爆发出如此巨大的作用力？

回看半个多月来中国抗震救灾艰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迅速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比如，抗震救灾需要大量资金，除了国家划拨一部分，地方上也要尽力支援。资金哪里来？5月21日，国务院提出，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比预算减少5%，并要求各地政府节约开支，用于抗震救灾。各地方立刻积极回应。有些省市还提高标准，自我加压，上海市就提出今年全市市级机关经常性经费预算开支削减10%，停止新增公务用车，用于抗震救灾。这项行政调控措施，既考虑到让灾区人民尽早摆脱苦难，也顾及了其他地区人民的公共利益，避免各地对灾区的物资援助挤占地方公共事业的投入。同时，也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缩减行政经费支出、建设节约型政府的要求——减少“文山会海”，杜绝公费旅游，避免公车私用，让财税收入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积极有效的行政调控，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是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对地方经济进行有序的引导，使之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提供经济支持。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下，各省区市和灾区县市形成“一对一”帮扶。对口支援并不仅仅给一笔资金，建一批活动板房，而是想方设法让灾区重建能纳入地方经济建设的轨道中，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发展链上的一个节点。

强调行政调控的力量，并不是强调绝对的行政权力，涉及抗震救灾工作的任何协调与组织，都必须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运行。

比如，中国审计部门较早地介入抗震救灾资金与物资的募集与管理，要求每一笔救灾资金的支出，每一项救灾物资的投放，都必须有完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为灾区提供帐篷、活动板房、药品等急需物资的企业，既要加快生产速度，保证产品质量，又要符合资金管理流程。一些地方为了减轻帐篷、药品等救灾物资生产企业的压力，保证企业需要的流动资金，对这些物资进行政府采购，要求每笔采购及时按规定进行资金结算。

抗震救灾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更有效的行政调控措施，这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也是对行政调控的科学合理的运用。总结抗震救灾经验，相信那些基于服务最广大人民利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监督到位的行政调控措施，可以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和行政权力的集中之殇。(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