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伤员时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灾区当地一直暴雨如注，暴雨会引发什么呢？
李宗浩：暴雨引发的感染会更重，本来就是脏的，一般情况下脏了不要碰还是比较好处理的，但是岩样（音）细菌再加上暴雨，人的抵抗力又很差，所以一般两、三天，三、四天以后破伤风就抽风，见到光亮、声响抽得很厉害，一下子呼吸就窒息了，这是破伤风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气性坏疽，就是腿肿得很厉害，人疼痛非凡，肿得皮肤都发亮了，有一种特点就是有一种恶臭的味道。
又一次在北京急救中心收了一个病人就是气性坏疽，检验还没出来，我说你不用检了，我一闻那个味就知道了，因为我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我一进那个病房门一开我就说肯定是气性坏疽。这两种细菌感染是很危险的，也许你当时地震没有发生太大的伤害，但是你有感染，这都是在两、三天，三、四天一周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了现在，现在已经28小时过去了。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因为这个死亡率很高，不像砸伤。
第二就是截瘫，我在第一本急救医生手迹里写了一个女士的高位截瘫，她为什么造成截瘫？就是地震伤了砸了下来，砸下来了以后脊柱的砸伤很常见，脊柱里面是脊髓神经，脊髓神经支配人体的运动的，有一部分是当场已经造成了的严重的脊柱损伤，这已经没办法了，但是相当一部分，现在数据不一样，有二分之一的、有三分之一的，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截瘫是因为现场处理不当造成的。也就是说把病人挖出来的时候你拖胳膊我抱腿，当然确实也没办法，尤其在唐山地震的那种时候，你发现伤员了就应该轻轻地、平着把他抬出来，不要扶他走一走甚至背着他，不要用软担架拿一个被子就给他放在这个地方，四个人一人拿一个脚架着伤员，等于窝着呢，这样上下一抬脊柱损伤更严重了。另外反复用的软担架一定不行，一定要用硬的东西，实在不行用门板一定要用平整的木板放在上面，把他固定一下再抬就比较好了。
所以一旦发生截瘫，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伤员个人带来终身的不幸。
所以我那时候写《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真的写到那时候掉眼泪了，因为我看到很多女士，她们也没有哭叫，很平静，但是她们自己知道将来是动不了的。
所以我自己暗暗发誓，通过唐山大地震以后在我今后的急救生涯中自己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方面，同时我也要不厌其烦地给公众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你现在注意到这一点了他在搬动、转移的过程中就好一点了。那时候条件比较差，用拖拉机拉伤员一颠更严重。所以运送伤员的时候一定要用硬板担架，到救护车上也一定要把他固定住。
主持人：那您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现在的医疗急救队伍的水平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成长期。
李宗浩：应该说医疗急救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年来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是提高得很快的，实事求是地讲，从我们在城市里面对于个体的医院里面的医疗抢救也好、医疗临床治疗也好并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应该说是差不多的，各有所长的。
但是院外抢救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理念没有解决。在院内中国的、美国、德国、法国的都是差不多的。但是院外抢救，我们的理念还是不行，我们院外抢救的都是病人，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到我是在医院外的环境，甚至是在动荡、危险的环境中，所以有很多不同之处。
主持人：地震救援大多是在院外？也有院内吧？
李宗浩：也有院内，但是说实话我们的伤病员送到医院我自己都不发愁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医疗水平和设备都不会比国外差多少。但是院外不行，我SARS的时候就给总理写了信，中国院外抢救理念这块就不行，国外院外抢救叫EMST，中国院外抢救和国外的理念是相差很院的，中国国家灾害救援队的这批队员们我在把我的理念传授给他们，他们也把他们的理念传达给我，我们在不断地交流。
但是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院外抢救的理念要改变。国外的院外抢救叫急救医助，国外的警察、消防队员的背心上有一个EMST叫及时急救，他们学了几百小时的课程，知道院外如何抢救。
我觉得中国的急救人员应该补一课，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现场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救援脱险，相对要学一些消防员的知识，我们的消防队员、警察要学一点急救知识。我也是多年来在倡导这个事情，我们中国国家地震灾害救援队的这些同事还是做得不错的。
所以通过这次灾害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训、经验，将来我们在某些方面就可以有所改进、提高，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往前发展。我们的急救理念还是要提高，有些急救装备要有所提高，有些很大的比如像抢救心跳停止的这些机器，我是积极倡导的，其实就是一键式的，普通公众一学就可以会的，所以我们院外的理念要改变，院外的科学技术要发展，我们院外的急救装备要更新，院外的急救运行要有新的机制。
我们要健全我们的急救医院、急救体制、急救机制、急救法制，“一案三制”工作正在逐步建立，所以这次汶川地震我们在抢救上有些问题也是要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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