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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后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赵磊曾回应，“没有‘低端产业’或者‘低端人群’的说法”；“从来没想把低端人群挤出去”，“低端产业退出机制是属于经济结构转变的范畴，与人口管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但低端产业退出，某种程度上还是起到了减少流动人口的效果。去年底，吴翠玉一家赖以生存的半露天式东苇路市场升级改造被拆除。而管庄一带封闭式市场没有空余摊位，想摆牛奶摊，她只能租铺面或进超市，“租金挣不出来，进场费更交不起，没戏唱了”，她说。
新政策提高来京门槛
除了东苇路市场的消失，去年底，吴翠玉租住的地下室被收回，房租一下上升了近1000元。
这都不是“逃离北京”的主要原因，“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了，是他们说以后买车买房都有限制，北京不那么欢迎你”。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短短两三个月内，北京连续推出三道新政：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车市限购令；房市限购令。
虽然每一项都未提及人口管控字样，但这些政策对外来人口门槛更高。限购汽车和房子，均对流动人口单独设卡，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
“只要控制，针对的肯定就是没有北京户口的”，黑龙江籍来京人员刘琪说，2007年大学毕业刚来北京时，只要办张暂住证，就能买车买房，他觉得自己跟北京人差距不大，但这一年连续出台的政策，使他感受到压力，“有处处受限的感觉”。
刘琪一直关注居住证的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前年起，居住证制度列入北京官方规划。可一周前，他留意到，北京市政府发布的“2011年市政府折子工程”显示，居住证还在“研究实施”，“看到这个消息，真有点心凉，都研究两年了，留在北京，会不会有未来？”
“城市病”加剧调控压力
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本市流动人口比重十年翻番，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外来人口是北京人口增长的主因，因此，北京人口管控的实质，就是如何管控流动人口。
从严转松，再到严，他认为，最近10年，北京流动人口管理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2004年，持暂住证可以买车上京牌，对流动人口的管控政策，开始松动。
但不断加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以及交通拥堵等“城市病”，迫使官方延缓了脚步，“以车市和房市限购令为例，如果不限购，机动车的增长、房价的上涨趋势，短期内都无法缓解”。
从暂住证到纳税年限，毛寿龙认为，这是北京基于现实难题，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变“管理”为“服务”，给流动人口市民待遇，官方确有这样的美好愿望，但“城市资源的承受能力已接近上限，最起码一段时间内，北京流动人口管理还会用纳税年限这样的行政刚性政策”。
人口调控震荡还将延续
在离京的火车上，吴翠玉接到了两个老顾客“送奶上门”的订货电话，“不知道我们已经走了，说这回不方便了”。
感觉到不方便的，不仅仅是吴翠玉的老顾客。春节后开业一个多月，东城区幸福大街一家川菜馆，才招到第一个服务员。“全在招服务员，不止我一家。职介所的工作人员说，不让租地下室，能当服务员的，要么回了老家，要么跑到城外面去了”。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等机构公布的数据证实，今年一季度，“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用工荒，推销、展销人员等10类职业，需求严重大于供给，尤其是餐厅服务员、厨工，近12个用工需求，只有一个求职者。
对此，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白志刚认为，北京正在经历人口管控的震荡期，“对于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言，任何一个政策出台，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连锁反应”，由于低端产业退出等产业调整措施正在实施，而车市、房市限购令短期内不会取消，因此，震荡期还将持续。
形成人口流入缓冲区
人口普查显示，北京核心区（东、西城区）人口密度是拓展区的3.1倍、发展新区24.4倍，白志刚建议，北京应分散中心城区功能，使天通苑、回龙观等睡城具备卫星城的魅力，以此降低震荡期的影响，规避流动人口管控带来的问题，“国际惯例表明，这也应该是北京人口管控的方向”。
“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世界城市，也都面临人口膨胀的难题”，他说，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伦敦政府机关实行过三次机构疏散，“北京可以借鉴伦敦的经验，有计划的限制政府和企事业办事机构在北京市中心区的扩张发展，可以在周边卫星城区，建立综合办公中心，迁移城区办公人口”。
他表示，建设大都市圈是世界各国解决人口压力的重要举措。以东京的三层都市圈为例，内层是核心区也就是东京市中心；中间层是东京都市圈，包括一都三县；外层是一都八县的首都圈，“北京可以利用京津冀优势，与周边省市联合起来，建设北京大都市圈，发展周边中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的区域产业协作体系，形成人口流入北京的缓冲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作者：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