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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第三型“药方”
一波刚平，数波已起。这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比以往更为复杂和考验国人智慧。7月10日，在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上，专家针对当前人口形势开出药方：政府应该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提倡建设第三型社会——人口均衡型社会。
“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
事实上，在人口理论界，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观点，到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于19世纪末首先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再到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正式提出：蕴含着“均衡”意味的众多理论都为“人口均衡”的最终明确奠定了基础。
1994年，我国政府编制了《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1997年，中共十五大更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央不再召开单独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代之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又召开“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人口、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相互联系的概念，正在渐渐清晰。
2006年，“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顺理成章地到来。是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做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的重大决策。相似的语句还出现在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此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字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口学界。
漫长的酝酿过程后，“人口均衡型社会”正式在今年进入公众视野，翟振武推测，“可能跟编制十二五规划有关系”。
不过，它更像是一个问题被逐渐厘清的过程。“现在回过头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在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现在讲老龄化，也是在解决人口结构平衡的问题??人口均衡发展更能覆盖我们所有的这些领域。人口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是人口内部因素与各个外在联系的因素失衡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追求人口均衡发展成了囊括各个方面的目标。”翟振武说，“一提出来大家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怎么没早说这个事儿啊。”
作为人口学家，翟振武与陆杰华、张车伟等各自专注于人口学理论、人口与经济、流动人口等不同的研究方向；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则由中国科学院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封志明等学者主力承担。中国人口学由现实问题研究而开端，近几十年来日益专业化与系统化，缺乏多学科的交融与碰撞——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提出，同样向分而治之的学者们提出挑战。
目前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是“人口均衡”的两方面含义。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具体包括：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均衡；出生率、死亡率与年龄结构稳定均衡；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均衡；生育率下降的性别均衡；劳动力供求均衡和养老供求均衡，等等。
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后，人口学界认为，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形成一个统一的“三型社会建设”目标势在必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应成为指导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人口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所长侯亚非表示。
未来仍可期待
“湖南一位40多岁的市长，就说国家应该给我们枪、给我们炮，如果给我们枪炮我们肯定能把人口控制得很好。”前年陆杰华调研时，亲耳听到的这句话让他大吃一惊。在这位市长的观念中仍然是控制人口数量第一、不管结构和其他。令陆忧心忡忡的，是这句话代表的理论与实际的遥远距离，“人口均衡社会主要是要解决领导的观念，他的意识里要注重长期效应和政策的制衡性”。
然而，“中国政府治理的模式有点问题导向型，要稳定不出事没人管你，不做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什么时候出事儿了才开始解决。”翟振武直言。在他看来，“金猪宝宝”的拥挤完全可以避免，政府应给出一些未来出生的计划和预期，引导大家削峰填谷。
可是，在条块分割的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这一期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期以来，我国人口计生委负责人口计生工作，民政部负责人口信息登记和人口救助，公安部负责人口户籍管理，卫生部负责人口卫生安全，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分归国土资源、环保和发改委等负责。分割工作体制的突出弊端就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上缺乏部门协调和综合决策。
在政府层面，从中央到地方，一些着力于人口局部均衡的行动计划，如关于出生性别比均衡的“关爱女孩”行动等，非常零散，缺乏有效整合。目前人口均衡型社会只有人口计生系统提出并着手构建，而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大系统工程。“需要的政策就不仅仅是人口政策，而且是社会经济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人口均衡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人口与计生委工作的目标，它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张车伟表示。
在陆杰华的构想中，由国家层面操作一个专门的执行方案比较困难，较为实际的是，将一些行动方案落实到专项规划中，比如在发改委的规划与项目、财政的预算等部门职能中体现，可能在有些地区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在政府主导之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计划生育协会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重要。“过去我们说生育是计划的，不需要关怀。现在计划生育协会就在做对出现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育关怀。中国有这么多的计划生育家庭，但是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还没有形成，比较少。”陆杰华说。
在计划之前，更迫切的问题留给了人口学界自身。由于人口均衡型社会刚刚提出，对于什么是人口均衡型社会、怎么才算人口均衡型社会，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均衡型社会目标体系，“现在还没有到特别清晰的阶段，人口均衡到底是讲什么问题，再让我具体细化，我也不知道。”张车伟坦承。
从理论到现实，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型社会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许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然而，在“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这个目标的指导下，2030的中国未来人口图景将不会是一个色调灰暗的走向。
未来仍可期待。这正如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所说：“当代的中国人口发展不仅背负着过去的历史之重,也开启着未来的历史之门。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得有多快，而是选对了道路，迈出了脚步。” ★ (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