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人口增加导致对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可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还是跟不上人口集聚的速度。比如，北京市规划修编之后的最新“总体规划”，是到2020年时，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总和已经超过2200万人，应该说已经提前十年完成了发展规划目标。

贡森：所以，关键在于，为什么服务没有同步提升？一般来说，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过程是互相促进的。在一个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一般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新的就业必然带来供养人口的迁入，新增人口及其消费必然带来物业税、消费税的增加；地方财力的增加，可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等人居环境的投入，也可以减税让利，有助于吸收更多的企业和人口集聚。

但在我国，由于户籍、税收等相关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得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相互加强的良性循环过程被大大弱化了。户籍制度导致人口自由迁移受阻，而在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来自生产环节征收的增值税的财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人口增加通常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和财政压力的增大，因此便形成了只要“人手”不要“人口”的思路，以至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不平衡。

中国青年报：“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不平衡”怎么理解？是大城市人口相对过剩吗？

贡森：恰恰相反。与区域经济集聚规模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显得“人口过剩”，而东部沿海地区则是“经济过剩”。这是根据常住人口数据统计的，如果按户籍人口，即按照完全能够享受当地经济发展成果的人口来算，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过剩”以及东部地区的“经济过剩”会更严重。

中国青年报：这种经济集聚与人口分布不均衡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贡森：这样既不利于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的集聚效应，也不利于区域间的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流动人口难以在城市立足，导致中西部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转移，内地与东部沿海之间的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差距被拉大。而城市内部“二元社会”的分割，也会加剧未来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矛盾，给未来的城市治理、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巨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建议，应尽快使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相协调，妥善安置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

中国青年报：那应该怎样纠正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呢？

贡森：针对这一问题，“十一五”规划以及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的相关文件提出，要促进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相协调，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外来人口在承担法定经济责任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安家落户；其次是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实行“费随人走”，并积极探索在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以实现人口增加与地方财政利益的一致性；第三是在未来40年时间里，对发达地区吸纳人口的数量作出适当的硬性要求，以逐步降低历史积累起来的不协调度，也就是“还欠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