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一位马姓员工告诉记者：“每天十来个小时的工作是很枯燥、很单调的，而且工作纪律很严格，如果随便和同事说话就会被上司批评，严重的可能还会被记过，所以我们心里有事情一般也不会去找上级主管谈。”

这一系列的悲剧还表明，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无法真正满足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外来工多方面的新需求，因此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和精神情感困惑。

“一些非正常事件其实早有先兆，一个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他室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情况反映给公司。”刘坤承认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足，“集团的通报体制不够完善，没能在员工有异常状况的时候将悲剧阻止在萌芽状态。”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说：“现在的员工主要是‘80后’和‘90后’，他们文化程度更高、更加追求自身个性发展，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如果企业还只是过去以严格管理为主的做法，就必然出现问题。企业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还要在精神层面体现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富士康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强调，他们正采取措施改善员工管理与沟通机制，如建立热线通报和心理辅导机制、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增加文体资源投入、加强信息沟通与分享等。然而，单凭企业的检讨和努力未必能顺利解决中国新生代打工者的精神困惑。

富士康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42万名员工，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其中85%以上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一代。“12年前到深圳富士康工作时，园区不足现在的五分之一，员工不足5万人，但每年数万人的增长速度使这里迅速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厂之一。富士康管理的不像是一个企业，而像一个县城。”

“新生代外来工的精神困惑并非富士康的独有病症。”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认为，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拥有几万、十几万、数十万员工的“代工”企业并不少见，这些企业为了追逐利润需要越来越多的员工，但却无法满足员工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精神困惑。

刘开明也认为，富士康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转型中国”问题的缩影，数十万人口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楼’事件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外来打工者社会权益、生活权益的欠债已到了不得不还的时候”。 记者 车晓蕙　詹奕嘉　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