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

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在头几年，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的需要，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临终医院，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弃。

松堂的第一位“客户”是李伟的邻居。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四个月后，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之后，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如今，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

“当然，整个发展的过程充满矛盾、痛苦和挣扎。”朱林说，从松堂创办到现在，前后已经搬过七次家，最艰难的一次是刚搬到一半，社区的群众不让进驻了。几百人堵着门、路，要求晦气的“死人医院”迁走。“一个小伙子喊，‘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天天死人，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多晦气啊。’松堂没有办法，只能再寻地方。人们的不理解可见一斑。”

现在，松堂在北京市朝阳区拥有自己的院子，中式的楼房古色古香。记者采访时，松堂正在东扩新的房间。旧有的太过拥挤，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老人。“新旧房间加起来，最多可以接纳500多人，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也有山西、广东的，还有外国的慕名而来，主要是华裔。”朱林说。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养老院。看不到两个老人下棋的安静，或者一个老人读报的安详。记者所见是，20多个老人在看着一台电视。他们都坐在轮椅上，有的还被束缚带固定着，眼里并没有和节目交流的样子，也没有和旁人交流的迹象。坐在角落的一个老人突然大叫起来：“你们查过了吗？我得了什么病？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没有人理她。另外一拨则试图合唱一首歌，但是每个人发出的音都不一样。

“在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超过81岁。”朱林说。

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在医院的墙壁上有一些大幅照片，多是明星、官员等社会名流来访的留影。北京众多高校学生还经常来做志愿者，帮助医院照顾老人们。每一个房间还都贴着“××爱心小屋”的图片。有人认为，松堂的顽强不倒，跟李伟当初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和不放弃的信念相关，也跟他社会经营能力关系极大。他不仅拿出全部家当来“赌”明天，还成功地使松堂几乎成为临终关怀和养老的代名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显然无法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正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

按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说，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其中，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不久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他表示，由于缺乏社会护理，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所以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

事实上，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早在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

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她的《死亡与临终》中说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松堂，类似松堂的组织，干的正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