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了哪些压力？该如何应对？就这些问题，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的25年,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非常关键，怎么看待这25年？

李本公(以下简称李)：

我们说这25年非常关键，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全国老龄办的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其次，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红利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这一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世界银行有一个测算，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中国只有在此时期内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及时改革并积累足够的资本，方能应对随之而来的抚养比例上升带来的压力，否则防范与化解养老金危机的机会将转瞬即逝。25年准备期这个概念，是相对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而言的。到那个时候，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超过30%，解决老龄问题的难度将更大。在未来25年中，如果老龄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就可以为以后的老龄事业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还准备不足，还必须在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记：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压力？

李：

首先是养老保障压力较大。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供养比例和资金支付压力很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为10∶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锐减到3∶1。此外，每年新增退休人员300多万人，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2040年到达高峰，每年将产生1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国家行政学院研究表明，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资金压力，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000亿元。因此，社保基金需要我国财政在未来20年内，年均向其拨付1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很窄，只覆盖总人口的15%，97%的农村人口没有养老保障。其次是医疗保障面临挑战。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60岁以上老年人余寿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高龄老年人口的猛增，各项费用将进一步上升，将给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和政府投入不足，致使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三是养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60岁以上老年人口余寿中有平均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需要不同程度的照料、护理。调查还表明，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且将逐步增加。发达国家养老床位数约为老年人口总数的3%~5%，而我国目前共有各类养老床位数168万张，仅占老龄人口总数的1.17%。许多地方排队入住养老院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家庭“空巢”化现象十分突出，根据最近我们做的大中城市老年人居住情况调查，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社区空巢化比例达到55%以上，沈阳市铁西区的康宁社区竟高达73.08%。

记：

该如何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做好准备？

李：

我们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做好准备：一是建立健全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培育和构建养老服务体系。有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业收入占GDP总值的60%以上，而我国仅占GDP的40%左右。其中，发展相对缓慢、潜力最大的恰恰就是养老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