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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钟：我国的人才工作正进入统筹发展、平等参与的新阶段。完善人才政策，处理好人才群体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关系，给予所有社会群体平等竞争的机会，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阶段人才政策的重大特色。比如说，在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困难群众等特定群体的开发正逐步纳入人才工作的视野。这与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适应的。

记者：根据你们的研究，人才开发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建钟：人才开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来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曾说，如果说科技是现代经济腾飞的发动机，人才就是这个发动机得以运转的“燃料”。我们的统计分析表明，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从年均增长速度方面考察，1978年至2003年，我国专门人才总量的增长速度年均为7．34％，GDP的增长速度年均为9．38％，经济增长对人才总量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28，即人才总量每增长1％，拉动经济增长1．28％。

从人才投入与物质投入的效益对比看，我国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每增长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98％，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只能拉动经济增长0．44％。可见，人才开发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物质资源的投入拉动作用大。

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专门人才多了，而是现实有效需求不足。我们的创业环境有待完善

记者：《2005中国人才报告》对我国人才状况有何评价？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才的竞争力如何？

李建钟：《2005中国人才报告》通过直接反映人才数量状况的基础教育指标、学历指标、专门科技人才指标，对我国的人才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并选择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48个国家进行了比较。从基础教育指数和学历指数看，我国在48个国家中都排在第45位，倒数第四；但科技人才指数则排在第24位，处于正中位置。综合起来，我国人才指数排在第37位，说明人才竞争力还有待提高。

记者：竞争力有待提高，人才短缺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李建钟：人才短缺是“十一五”期间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在“十一五”期间尽管仍将可能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由于就业人口基数过大，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仍难以有较大的提升。从产业角度分析，在普遍存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较之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和新兴产业同时还面临着需求短缺的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存在人才短缺问题，但现实中又存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这如何解释？

李建钟：这看起来确实是一种矛盾现象。但大学生就业难，主要不是说我国的专门人才多了，而是人才的现实有效需求不足。这种不足来自整个社会的创业能力不强和创业机会还不够多，也就是说创业环境还有待完善。特别是从人才管理的角度看，目前很多体制性问题还限制着非公企业吸引到优秀人才。如多数民营中小企业不能解决引进人才的户口问题，所有非公企业都没有人事档案管理权，人才进入这些单位，很多现实问题解决不了。按照现行规定，即使在一个民营企业干一辈子，都属于“流动人员”；即使在一个城市呆一辈子，都要按规定领取“暂住证”。这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到这些企业就业。

人才工作不能搞“政绩工程”，人为干预要么是揠苗助长，要么是纸上谈兵

记者：当前，社会上存在两种对立观点：其一认为人才工作要着力解决基础人才队伍开发问题；另一种则认为应偏重于培养“高精尖”人才。您怎么看？

李建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性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必须要正确把握，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高层次人才是实现我国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是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之一。但根据人才学的“数量累积规律”，没有庞大的基础性人才队伍为基础，高层次人才也很难大量涌现出来。人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不应是少数“高精尖”人才，而是要提高整个人才队伍的积极性。人才工作不能搞“政绩工程”，不能把选拔、奖励少数精英人才作为工作的全部，而是要努力保障和改善人才队伍的整体福利。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国家技能人才开发体系，逐步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为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体提供无偿的技能培训，让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社会生存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记者：据悉，当前很多地方和部门都在进行“十一五”人才规划的编制工作，您对此有何建议？

李建钟：传统的人才规划往往过分重视人才数量目标，或试图通过行政或其他人为方式调整人才结构，这实际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思路。人才数量的增长和人才结构的调整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从多年的规划实践看，人为干预要么是揠苗助长，要么是纸上谈兵。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人才开发的宏观政策、方针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当前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细节”上进行具体落实和完善。（记者李章军）

人民日报 200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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