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报道，季伟特被描写为一个可怜兮兮的富二代：在父亲底下，他“很压抑，透不过气来”，大小事务都要向父亲请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胆敢反抗，结局也许会像王永庆的长子——被放逐在外。这种报道有挑拨父子关系之嫌，因此这次采访之前，他特别叮嘱记者不要写出他的真名。好在采访过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季伟特邀请记者参加了5月10日晚的一场活动，他的一位富二代朋友设宴为一位西藏活佛送行。活佛第二天就要回西藏，饭后大家到活佛设在酒店中的念经房叙别。活佛赠送佛画，信徒们双脚跪接，非常虔诚。季伟特虽然第一次与活佛相识，但他坐在活佛边上，不时和活佛交头接耳。季伟特离场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信教的富二代对成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买了设备，开了工厂，坐在办公室里，生意就来了，财富就来了，而别人却没这么幸运。他们对家族的富有，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神秘感，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

去年有一项对122位“富二代”的问卷调查，其中37%的人自称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党团员不在少数。调研报告指出，这一比例大大高于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总体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体在生活经历、思想观念、价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点。这个调查还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问及“你的财富观是什么”的时候，有45%的受访者认为朋友是其最大的财富，另有28%的人认为精神财富是最大的财富，还有24%的人认为社会关系是最大的财富，只有3%的人认为金钱是最大的财富。

季伟特的家安在上海顶级街区——新天地。晚上9点多，新天地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时，激扬的音乐从那些被翻修得时尚奢华的石库门巷弄里传出，延续着上海滩纸醉金迷的场景。季伟特熟门熟路，带记者快速穿越热闹，找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吃冰激凌。他为自己点了一个草莓冰激凌，添加葡萄干和核桃仁。

季伟特用父亲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万元创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开端。他想独立创业来证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亲的资源。他的影视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公司拍企业对外宣传片，还没有进入真正影视片投资阶段。季伟特一边吃冰激凌，一边答道：“过去是经济中国，将来要文化中国。人们越来越不爱读书，国家需要影视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视作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重建社会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场。”

本来，那30万元季伟特是向父亲借的，但老爷子不给。“接力中国”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次协会请季伟特父亲来开讲座，大家发现“季伟特父亲气场大，把季伟特整个儿压下去”，“我们都有点想为季伟特打抱不平了”。季伟特不想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要通过开辟一片新天地来证明自己。父亲的阴影是季伟特最大的哀愁，但父亲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是季伟特愿意传承的一笔财富。

与作为“实践家”的父辈相比，季伟特觉得富二代受教育好，文化、品牌懂得深一点，变成“理论家”，理论指导实践，富二代要靠文化、组织和团队的力量传承家业。他的信条是：“工作要快快乐乐，钱要赚得有意义。”

季伟特还谈“名门意识”：“国外家族哪怕很败落，他会留下一句话，比如‘永不妥协’，如果后代做不到，你就不是这个家族的人。”因此，季伟特觉得他和父辈有义务为后代留下家训，让后代为之骄傲。其次，作为承上启下的富二代，必须给第三代留下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其中有经理人、律师、会计师、分析师等等，可以提供很完善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稳定运行，超越“富不过三代”的紧箍咒。季伟特做的是由富而贵以及百年企业的梦想。

陈雪频评价说：“季伟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太子初掌权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国留学经历的80后富二代。初中时，他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直到大学商学院毕业。芳雨中比季伟特幸运，当他向父亲开口借款500万元人民币在伦敦创业的时候，虽然老爷子无法理解为何儿子问他要钱叫“借”，但还是支持他创业。“借”与“要”，一字之差，反映了两代人的观念差距。“我爸觉得他的钱都是我的，干嘛还用借，而我觉得，我自己挣的钱才是我的。”

那是2007年夏，芳雨中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进入父亲企业工作，而是和一批朋友在伦敦开了一家时尚家具公司，目标客户是大学刚毕业的伦敦年轻人。芳雨中只赚利润最高的研发和销售两个环节，生产环节外包给东莞家具厂。“让中国工厂痛痛快快赚生产环节的钱，”芳雨中说，“我想做一名纯粹的商人。”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诉记者，他从英国回来了，新办公室在上海。

“英国创业失败了吗？”见到芳雨中，记者迫不及待地问。事实上，小伙子创业起步非常顺利，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伦敦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吃紧，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令他们拿到不少大单。只是，他父亲在上海新办了一家乐器工厂，希望他回来当董事长历练，准备交接班。刚回国的芳雨中一副跃跃欲试、大干快上的样子，向记者讲述品牌化经营之路。论生产能力，他父亲的企业已居全球行业老三，但一直摆脱不了代工厂命运。

从代工到品牌化经营，这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芳雨中们的使命。

“我想在中国打造一个音乐嘉年华，类似大卖场，里面卖各种各样的乐器，人们在那里欣赏乐器，欣赏音乐，同时订购乐器，把卖乐器的场所变成一个快乐天堂。”芳雨中设想，除了销售自己品牌的乐器，他还代理其他品牌的乐器，塑造一种全新的销售终端。记者提醒芳雨中，中国人的音乐修养和购买力，还不足于支撑他实现梦想，如果他非要做开山鼻祖，不得不花精力做国民音乐启蒙，比如通过办论坛，办比赛等方式推广乐器。芳雨中说有意做一个音乐布道者。

2010年4月，记者去芳雨中的工厂参观。中午，他带记者和公司中层干部在饭堂里用工作简餐。餐桌上，干部们反映保安队队长心胸狭小，保安队关系紧张，建议换队长。棘手的是，这个队长是宁波总部派来的，平时就不怎么把分公司这些中层干部放在眼里，调动他更会惊动总部，这事得芳雨中亲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话也干脆：“是谁派他来的，就叫谁把他领走。”显然这样处理会得罪父亲的部下，关系微妙。芳雨中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就像‘当太子’，处理与父亲部下的关系很复杂很麻烦。”

回到办公室，芳雨中更向记者描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将总经理等一干8名骨干降职，逼迫他们辞职走人。芳雨中回来当董事长之前，父亲就招聘了总经理，并由总经理组建管理团队。上班之初，他很闲，坐在办公室里也没人过来汇报工作，就是看看文件，签签字，大权旁落。总经理没把他这个毛头小伙放在心里，还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设备出去卖。芳雨中于是在各个部门里安插亲信，收集证据，证据到手，立即向父亲报告，召开股东大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经理及其团队一并降职。

“太子”初掌权，他要说了算，更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释说：“总经理有问题，现在不处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处理震动更大。”但如此伤筋动骨也令芳雨中当初的美好愿景受阻，重新招兵买马之余，很多事情不得不亲力亲为，陷在琐碎的管理细节中。“当初的梦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无奈地说，“经营一家工厂很难，也很累。”

其实，芳雨中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公益为什么做不起来

透过以上个案，记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富二代群体：他们也有与同龄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父辈有钱，他们有财富传承，他们大多奔向“企业家”的方向。“在大家眼里，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只会花钱的‘富二代’，听到这种议论感觉很不爽，有点难受。其实，我们有比常人更大的压力和烦恼，以及责任。”董铭说。

中国大陆富二代有几个特点：首先他们算不上“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他们出生时，正是父辈开始创业之时，吃过苦。其次，由于父辈没受到好教育，出于补偿心理，他们很多人高中前后就被送到国外留学，国际视野宽广。再且，他们父辈基本上靠制造业起家，如今他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业，让父亲给钱出来投资创业。

富有即责任。人们非常关心富二代的“公共属性”，即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心怀什么样的理想。“接力中国”这个富二代组织有三大目标，一是作为一个社团，让富二代在这里交流认识，让内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为一个学习平台，请专家、企业家等人开课开班，为富二代成长加油。三是做公益，培养社会企业家精神，探索公平贸易、社区关怀等新型公益行动。

“遗憾的是，一年多来，公益这一块没有做起来，成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国”现任秘书长陈雪频告诉记者，其实也有不少机构找过来，都要“接力中国”出钱，但富二代现在大多还没掌握财政大权，这就使得“接力中国”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还找不到创新点。富二代现在可以“出时间，出人力，出资源”，但就是很难直接出钱，如何回应社会期待，陈雪频很头疼。

对比之下，成立稍早于“接力中国”的香港富家后代组织“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动力要比“接力中国”领先一步。“百仁基金”号召会员“把公余的时间落手落脚去改善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以群体的名义来做慈善。施荣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跃分子，他向记者介绍说，比起父辈，他们不那么忙，能拥有“公余时间”，因此就鼓励大家把公余时间拿出来，亲力亲为去做慈善，算是有机会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对社会的“回献”。

“百仁基金”拥有众多“名人之子”，比如“亚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杰，霍英东之孙女霍思纬、孙子霍启刚，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之孙郑志刚，世茂地产主席许荣茂之子许世坛等等。参加“百仁基金”活动，施荣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边缘社区、底层人家，“平时很少会去，还没进到那个人的家里面，就感觉这个环境就是比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觉反差很大”。这些富家子弟要变成底层人的朋友，“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能帮得上的，要关心他们”。

“接力中国”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关系，大陆富二代群体也准备向香港同胞看齐。季伟特告诉记者，如果他创办的公司盈利了，他会捐出部分钱来做基金，支持教育。换言之，当下捐不出钱来。董铭便直言，对于富二代而言，首当其冲的就是把企业搞好，“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为了“把企业搞好”，董铭决定投入300万元建一栋综合楼，底下一层做新饭堂，楼上做宾馆式标间，提供给员工居住。“不断推高的房价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公，我们给工人涨的几百元月薪犹如杯水车薪。”这也算是董铭“办人情味企业”的新举动。

比起做公益，大陆富二代还有一项使命，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惯性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机制在中国一直运行，很多第一代企业家走不出这个阴影，有些甚至甘当“权贵资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带，令社会不安和厌恶。虽然富二代们有为自己证明的强烈动机，但大环境的阴影如此之大，他们面临挣扎和胶着。“接力中国”希望递给富二代们这样一种价值观：对自己对企业得有正气，不能向潜规则低头，法治民主的趋势是中国的根本趋势，必须展示出一身正气的精神面貌来。同时要有大视野，大情怀，不能仅仅是一个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负、有目标的企业家。

这样，他们“接力”，社会才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