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政府正处在风暴眼中：土地财政使他们跟疯涨的房价捆绑在一起，成为千夫所指；频发的各种热点事件，往往最终都会落到地方政府的作为上，而被举国舆论围观。两相比照，对于公共权力来说，政治上的“公信力滑坡”，要远比经济上的“逐利心难克”危险得多，补救起来也要困难得多。

从2009年年中开始，以每一季度的案例为集中的素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连续推出了三次“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意在提示这种风险与困难，也试图为困局找出一条“舆情应对能力”的路径来。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从乡一级的“茶杯门”，到省一级的“疫苗事件”，从日记本里的“香艳局长”，到看守所里的“喝水死”，从新泰 “官二代”，到石家庄“骗官案”，从江苏年迈父子自焚抗拆迁，到贵州警察枪击误伤人命。如此短的时间内，涉及官员与权力的热点此起彼伏而能成榜，说明这确实是一个矛盾高发的时代。对于这些事态发生之后引发的舆论关注，政府怎么应对，排行榜给出“政府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动态反应”、 “官员问责”、“网络技巧”六个指标予以打分。必须承认，在自己跟自己比的状态下，很多的分数给得过于慷慨。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应对舆情的种种成败得失总结，作为媒体客观观察的角度也好，作为针对地方政府的刻意引导也好，都应该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究竟是种什么能力。

“舆情应对能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妨先从反面来回答的问题——“舆情应对能力”不是什么。事实上，当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应对舆情时，那就说明该政府已经面临舆论的发问、质疑乃至追责了。往往，遭到怀疑与追问乃至批评，充耳不闻是一种态度，针锋相对是一种态度，倒打一耙是一种态度，跨省追捕也是一种态度。这种种态度，也能构成某种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让责问泥牛入海，或者让声音噤若寒蝉。但无论怎样，这样的能力，并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更不能让是非黑白颠倒。

舆论追问的背后，正是这种不容颠倒的是非黑白，所以应对舆情就不可能成为一项不关照公平正义的技术施工。依照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报道：最近三年拆迁拆出人命的地方，一把手统统安然无恙；个别低级别的倒霉官员，也不过是换个岗位而已；唐福珍自焚事件之后唯一受到处分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队执法局钟局长，甚至斥死者为法盲，辩自己为勇士，让人深刻怀疑他所受到的究竟是哪门子的处分与批评。这样的官员问责，只能是应付舆论的伎俩，而绝非真正能够应对舆情的能力。

也正是每一次汹涌的舆情背后，都有是非黑白需要地方政府处置，所以应对舆情更不应该单独抽离出来，成为一个与前因无关的独立任务。与互联网在公共生活中初有担当、监督公权时不同，地方政府已经从不知所措变得渐渐适应，甚至也能熟练利用网络特点主动出击。重点公关若干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门户网站，投入专项组建网评员队伍，选择周末或节假日前发布消息，掌握节奏冷却网络热点……这些不一而足的策略，只是锯箭的能耐，也远非真正可以应对舆情的法宝。

因为，那些仅仅被压制、被敷衍、被算计的舆情，并不会真正地消失、真正地终结，它们就像未曾寻到出口的情绪一样，日积月累，左冲右突，总会在下次的机会中喷薄而出。这样的过程，政府与相关官员的公信力，不会因此而得到修补，反倒只会更加雪上加霜，每况愈下。

有了上述的思考，应该可以尝试来正面答一答题。地方政府应对舆情的能力，固然可以分解成响应速度、信息公开、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等等指标，但万流归宗，只在一点，那便是对于公义的信仰能力与维持能力。舍此而谈舆情应对，便只是权宜之计，便只是无根之木。

(本文来源：云南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