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去年10月28日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故意杀人案，因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已移送检察院，如今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与当初一样，不论是网络媒体还是平面媒体，在报道时一无例外地称此案为“弑师案”。对如此称谓，笔者大不以为然。

“ 弑师”显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可以肯定地说，公安机关相关案卷以及检察院之后的起诉书中，都不会见到“弑师”的字眼。付成励杀了程春明，说是学生杀了老师，固然不能说错，但严谨而言，则是一个叫付成励的公民杀了一个叫程春明的公民。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法院在审理与判决中，也绝对不会考虑“学生杀老师”这样一个因素。

“弑师”之称，可能缘自媒体报道的随意，却也不经意间暴露出如下一种意识：学生与教师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个人，而有上下、尊卑之别——学生是下，教师是上；学生是卑，教师是尊。固然，学生尊敬师长乃是天经地义，但这种天经地义也只限于道德伦理的范围，一进入法律层面，即无上下尊卑，学生杀老师，其性质与路人甲杀路人乙并无区别。假设被杀者是学生而凶手是教授，想必媒体报道不会称之为“诛生案”吧？

当学生杀老师被称之曰“弑”的时候，那么又该如何看学生与老师之间争女友，如何看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其他纠纷比如经济纠纷，是不是一有纠纷与冲突，在学生一方都要背负“以下犯上”之大不韪？

对一个用词抓住不放，不免咬文嚼字之讥，却并非不必要。公民权利平等虽然早经成为常识，而由“弑师”一词，我们已真切地发现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某些残余。固然，“尊师”乃人伦大礼，不可轻废，但须强调，“尊师”绝对不应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的。其前提则是各自拥用独立、平等的人格与权利。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则所谓尊师、爱生，必然流于病态与畸形。（翟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