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立”到“自治”、从恐怖组织到“人权斗士”，变的是脸孔，不变的是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还有他们背后那只若隐若现的黑手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叶海林发自北京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那时已经在海外漂泊了整整20年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42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之后30年他自己的家乡青海和邻近的西藏自治区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所谓“事业”则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而那一年艾山·买合苏木15岁，还呆在自己的新疆疏勒县老家，20年后，这个蛮横的少年以一种可耻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他永远都没有机会看到自己背叛了的祖国在30年后是什么样子。

一个是西方世界热捧的“活佛”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个是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的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创办人，他们都是威胁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分裂势力的代表，他们还都得到了中国境外势力的支持。

改革开放30年，和平稳定30年，但绝不是太平无事的30年。实际上，“东突”和“藏独”变脸也变了30年，从“人民起义”到“圣战”、从“独立”到“自治”、从恐怖组织到“人权斗士”，变的是脸孔，不变的是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还有他们背后那只若隐若现的黑手。

“东突”转战境内外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70年代末，新疆曾经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稳定。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外交流的加强，“泛突厥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再次从境外流入新疆，蛰伏多年的“东突”势力试图迷梦重温。苏军侵阿战争的爆发，“圣战”被镀上了一层玫瑰色，暴力随即成为那个时代的“东突”分子能够设想的唯一选择，艾山·买合苏木等人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东突领袖”。

20世纪80年代，“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制造了“5·27”喀什武装暴动，90年代以来，新疆连续发生了1990年“4·5”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1996年沙雅“7·15”暴狱事件；1997年伊犁“2·5”打砸抢骚乱等一连串恐怖事件。一时间天山南北似乎变成了“东突”分子的战场。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先期从事恐怖活动的“东突”分子很快或被击毙、或被抓捕、或逃亡海外。

1997年以后，“东突”分子在海外重新集结，得到“基地”组织的庇护，在阿富汗建立了若干训练基地。这一时期新疆虽然恢复了和平与安宁，但暴力恐怖的阴云却在阿富汗上空不断凝结，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2001年“9·11”之后，美军攻打塔利班政权，“东突”分子被编入塔利班武装驱赶到战场上和美军交手。

和其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活动的许多外国武装人员不同，“东突”分子根本不遵守自己的宗教习俗，笔者曾经前往巴基斯坦边陲重镇白沙瓦，即使是那里的思想极端保守的部族人员也语带鄙夷地对笔者表示：“这些‘东突’分子喝酒、赌博、不祷告，根本不是穆斯林，更不是圣战者。”

反恐战争后转向“文斗”

“9·11”之后，为了避免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众矢之的，“东突”势力逐渐开始强化文的一手，试图淡化自己的恐怖组织色彩。

实际上，“东突”势力一直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便逃往海外的老牌“东突”分子，大多藏匿在土耳其，以老伊萨为代表，得到了土耳其退役将领白根等人的支持，以“基金会”、“文化协会”的合法面目从事分裂活动；而另一派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崭露头角的艾山·买合苏木等暴力分子。

“武斗”派原本对“文斗”派并不怎么心怀敬意，但现在兵败如山倒，只好向财力更足实力更大的后者寻求庇护，并且开始更注重博取西方支持。

于是“东突”势力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企图将中国反“东突”从国际反恐斗争中剥离出来，不但在美国成立了所谓“东突流亡政府”，企图把热比娅打造成“又一个达赖”，还在大本营土耳其频繁作秀，最主要的一招就是纠集一伙人到中国驻土外交代表机构门前示威。

笔者便曾亲身经历了数次这样的“抗议”活动，几十个老弱病残猥集在使馆门前，挥舞着几面蓝色的“东突”旗，叫喊口号。一位曾在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向笔者介绍说，“这些人时不时来闹事，闹腾上个把小时后，跑到餐馆大吃一顿，再从组织者手中领上一点现金便作鸟兽散。”

迎合西方的香格里拉情结

和“东突”的暴力恐怖比起来，“藏独”集团由于有了达赖这件漂亮的外衣，显得“温和”许多。然而，“藏独”势力并不是一开始就鼓吹非暴力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和资助下，“藏独”势力曾接连不断地招募训练武装人员向西藏渗透，从事暴力活动。这一套招数玩了几十年，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兴趣，达赖集团也换了主张。达兰萨拉发现原来达赖喇嘛的那身袈裟和那副眼镜，比辛辛苦苦训练出的武装分子，更能煽动西藏境内的少数僧众，也更能迎合大多数西方民众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情结。

几十年来，年岁渐长的达赖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每到一处，他都既与“要人”交往，又向普通民众“布道”。一位练瑜伽的美国朋友曾对笔者说：“在我死之前一定要去印度见一次达赖。”像她这样的西方人不在少数。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副教授、“蒙藏委员会”前任委员长张骏逸这样评价达赖喇嘛：他“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说布道，虽然他每次演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可每每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宣扬的佛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启蒙知识，却都被笔录成书，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书市”。

达赖妄图“谈出个独立来”

有了达赖这个“金字”招牌，“藏独”集团一直以来就惯用软硬两手，即不放弃使用暴力，也不关闭和中央接触的大门，能赖则赖，痴人说梦地企图和中央“谈出个独立来”。

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中央对达赖政策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双方自1959年达赖出逃以来的首次接触便始于该年。从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在中央政府的邀请下，达赖喇嘛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双方的接触逐步增加，趋势一直持续到1987年。

1987年，不满于双方接触进程缓慢的达赖集团开始频繁制造事端。

达赖集团一方面炮制了所谓“五点计划”和“斯特拉斯堡七点新建议”，同时，从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共在拉萨挑起18次示威骚乱。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达赖集团以为中国政府极可能无法应对种种复杂的局面与挑战，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会。

直到21世纪初年，达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重新提出了与中央政府的和谈要求。自2002年至今，达赖已派遣特使与中央政府举行了6次谈判。然而，达赖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变相“藏独”的所谓“中间道路”主张，这是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激进的“藏独”分子开始对达赖路线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和谈”并无助于推进“藏独”。于是，就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西藏发生了“3·14”骚乱。为了胁迫尽量多的僧众参加暴乱，“藏独”集团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一位喇嘛事后回忆说：“我们的庙里来了一些从印度来的喇嘛，是达赖的‘代表’，他们要我们上街，我们不想去，他们就破口大骂。”

事实上，今后西藏分裂势力将采取何种宗旨与措施？“藏独”集团在国外到底积累了何种潜在能量？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下一步的反分裂斗争，既要应对有形的达赖集团、“东突”分子，反击他们的文武两手，而且，如何应对他们背后“无形的手”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反恐专家)

【策】不要指望西方人完全理解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如何破解分裂势力的“暴力”和所谓“非暴力”的两副面孔？从国际层面而言，西方为何容易被一些中国的分裂势力蒙骗？从国内层面而言，反分裂斗争与民族政策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相辅相成的？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分裂势力、恐怖势力都是一体两面，我一直把“世界维吾尔大会”和“东突”视为一体，只是它们的表现形态一个是从政治层面活动，一个是从武装层面活动。

当前的反分裂、反恐怖工作，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所从事的恐怖活动，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证据实实在在地找出来，并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恐怖分子的活动十分隐蔽，并且很多活动是在境外进行，这给我们收集证据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史安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纳入到“文化中国”的内涵中来。以美国为例，它也对少数民族有很多优惠政策，但这不作为官方行政的层面，而是作为社会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是基于人的平等价值，效果会更好些。

在民族政策的对外宣传上，要有“文化中国”的思维，而不要过度强调“地理中国”。我们在国内宣传的这一套，西方人是听不明白的。达赖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中国反达赖，反分裂，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成了反民主、反自由。

我们不要指望西方人能理解我们的反分裂，不要指望西方人能完全听我们的，因为西方人的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这需要我们自己变，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话，阐释我们的民族政策。当然，我们的立场不能变，变的只是说话的方式。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光靠改善生活不能解决民族问题。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文化的认同，没有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是短暂的，不稳固的。所以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多下功夫是必要的。要让大家更深刻感受到，尽管信仰不完全一样，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那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其实就是文化的凝聚力，政治的凝聚力往往带有强制性，而文化的凝聚力才是发自内心。但如何从文化上入手，这需要研究和探讨。(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本报记者梁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