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署名明永昌的文章《中产阶级寻中国梦》指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经济殷实、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层正迅速增长。他们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地位逐渐上升。文章并引述外电的话说，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中国梦”正在实现。

该文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埃里克•王 (Eric Wang) 匆匆走进离他办公楼不远的星巴克咖啡馆，要了一杯卡布奇诺(cappuccino)咖啡，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

他的办公楼位于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和这里许多着装考究的高薪白领一样，王身穿深蓝色西服，系金色领带。他说：“我现在的生活与我父母比，对比真是太大了。”

出生在浙江农村的埃里克•王，是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从小到大，他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变迁。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靠种水稻和在太湖打渔为生。小时候，他每年暑假都要帮父母做农活。劳动给他留下了一张黝黑的脸，双手渐渐地磨出了老茧。

王学习拔尖，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录取，在北京念书。北京的高楼大厦让他着迷，在念书时就打定主意，毕业后再也不回到家乡那栋两层的小木屋生活。

现在，29岁的他为将要上市的公司做审计，年收入20万人民币。中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只有2042美元，相比之下，王的收入显得相当富裕了。不过他不想公开他的中文姓名，因为在中国，露富是不太明智的。

而他父母的生活却变化不大。当得知儿子要在北京的一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公司靠什么赚钱。

王两年前买下了北京市区一套两居室公寓，目前与他的未婚妻同住。再过三年，房贷就能还清了。王的下一个目标：买一辆价值20万人民币的福特蒙迪欧轿车。

“我很幸运。不过许多其他人，也有和同样的故事。”王认为，“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在北京、上海等一些中国主要城市里，王这样的人已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在1978年后才逐渐出现的。

30年前，中国只有三个阶层——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

在农村，王的父母还生活在人民公社体制中，所有财产由全体社员共同所有。农民在集市卖自家的鸡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

在城市，工厂里的工人享有终身福利，虽然这种福利水平非常低。

而另外一个社会群体，包括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的知识分子，则束缚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

1978年，“中国改革总工程师”邓小平决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开始能够经营私营企业，并雇佣工人。随后，外国资本也进入了中国。

新的职业也随之出现。外企和私企中的白领经理人员，中小企业所有者，以及律师、会计师等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壮大。

在挣脱旧体系的束缚后，人才流动相对自由，这让他们能在愈发繁荣的市场里，利用自己的创业精神和知识获取经济利益。中国式的中产阶级应运而生。

在2003年前后，中国掀起了“中产”的讨论热潮。犹如埃里克•王，这阶层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说，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的中产阶层，大致占目前就业人口的13-15%。美国麦肯锡公司去年预测，到2011年，中国下层中产阶层(年收入在2万5000到4万人民币之间)的人数将达到约2亿9000万，这代表了中国城市中规模最大的社会阶层，并占城市人口的44%。

路透社专栏作家包立德(Alexander Brenner)指出，中国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在过去10年来几乎涨了三倍，今年零售增长额也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一切都显示，一个不断壮大的消费群体正在形成。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中国梦”正在实现。

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北京(在奥运期间)不得不停驶一半的车辆，才能保证道路畅通。”

尽管目前社会各界对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具体人数和划分标准仍存在争议，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经济殷实、有较强购买力的中产阶层正迅速增长。他们努力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政治地位逐渐上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媒体中讨论公共政策，而政府和立法机构也会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咨询律师和会计师。张宛丽说，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17大会议上，当选为党代表的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为历届最多。同年，社会期盼已久的《物权法》开始实施。私有财产从此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与国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埃里克•王说：“等到个人经济实力更强那天，我想整个中产阶级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