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何被称老板

——一位官员眼中的“老板型官员”

文/倪洋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官员常常习惯于下属或群众称自己为老板，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想当老板和津津乐道于做老板。

有些官员，一看就像老板，出门有车接送，上班有人侍奉，就连走路，也是三跟四从、前呼后拥，全然一幅“大老板”的享受。有些单位，官员就是老板。大事小事，没有他拍板，就是定不下来；大会小会，没有他到场，就是开不起来，俨然，他就是“董事长”、“总经理”。有些人，称领导那更是老板长、老板短的不离口，好像不称其为老板，就是对其不尊重，就是自己不知趣、不识时务。

称官员为老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下面给捧的，是下属的一种巴结逢迎、溜须拍马、胁肩谄笑的行为表现。但是我认为，称官员为老板，最根本的还是领导自己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你想想呀，如果没人爱听，那能有人叫吗？就像做买卖，没买的，能有卖的吗？所以，领导如果不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那下级肯定没人敢叫。有叫的，那也一定是太不识时务者，或者根本就不想在那个位子上干了。市场经济社会，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如此，谁还不想当老板呢？当不上真老板，被人叫声老板也感觉舒服呀！再说了，在任何一个单位，总有一些说话管用的官员，大家迫于他的权威，敢不称他为“老板”吗？而有些官员，就在别人叫和喊自己为“老板”的浓厚氛围中，俨然也把自己当成了真老板，于是说话骄横跋扈、做事独断专行、为人偷吃扒拿。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即便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长期的资本积累，也未必能做成一个成功的老板。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做老板却易如反掌。因为有权，便有了一呼百应的可能；如果真想做点生意什么的，也因为有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关系，便有了生财之道、发财之路。尽管，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但是，还是有一些官员采取各种手段搞经商或经营性活动，或者干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称官员为老板或者说某些官员越来越像老板，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即官员自己想别人叫或自己想去做。还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不力、监管不严造成的。官员的很多权力在无人监管、无人能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变异，而成为个人耍威风的资本和捞外快的工具。其次，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还存在一些可以钻的政策空子，而有人钻了，又没有严肃规范的惩戒措施。第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使然。在以发财为荣、守穷为耻的价值取向下，个别官员认为自己与社会上的一些老板、商人比，苦吃了不少，但收入太少，于是便产生一种心理失衡，动起了歪点子。

要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当官员，就别做老板；要做老板，就别当官员。否则，官不官、商不商，糊涂的是自己，糊弄的是人民。(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洪泽县委组织部)

对“老板型”官员宽容一些

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极具有普遍性，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学习用企业家的眼光，以“企业家精神”来“打造”一个“企业型政府”，以此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文/郎友兴

有这样一个现象，引人注目而同时又招致不少议论乃至非议：中国各地，不管东部发达的沿海，还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不管北国，还是南疆，官员们越来越像“老板”了，似乎只有“大小老板”之别而无行为与实质上的区分。的确，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政府公司化倾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于政府官员“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总体的印象似乎批评多于赞扬、否定过于肯定。笔者当然也承认，政府官员“老板化”现象弊端不少，但是，公允地说，在转型期的中国，政府官员的“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有其必然性，而且恐怕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

“企业/公司型政府”产生的普遍性

最近几十年，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企业/公司型政府”，其出现与其“政府再造运动”相关联的，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就是企业型政府。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西方企业型政府之理念。

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政府改革或再造，均不同程度受企业型政府理念的指导。这种企业型政府所针对的就是多年来盛行于西方的官僚制(科层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转移、政府权威的日趋下降、工商企业再造经验的传播、信息技术的普及等因素，造成传统的官僚制政府出现了一系列困境，如科层结构的负面影响、官僚的心理反应与行为倾向、科层体系组织学习的困难、科层价值与民主行政价值的背离，等等。官僚制自身这些困境，加上面对经济萧条衰退、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普遍意识和内政、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的失败时，西方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政府职能扩张和规模膨胀所导致的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则成为建立企业型政府的直接动因。

从1980年代开始，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以追求“3E”(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行政改革浪潮，其中较引人关注的行政改革，有英国的“续阶计画”、美国的“全国绩效评鉴委员会”、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白皮书”和澳洲、新西兰的“行政文化重塑运动”等。尽管西方各国以创建—个“企业型政府”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方案内容不尽相同，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政府”的理念，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广泛运用于企业中的科学管理方法，来改革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使政府更具效率和活力，则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追求。由此看来，企业型政府的关键词就是资源、竞争、成本、效率和效能。

而这种企业型政府的一些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渐在我国出现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介入经济活动的强烈冲动，表现出同样鲜明的公司化行为特征”。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这种公司化行为：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所出现的企业型政府之背景与西方国家恐怕有些不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考核制度所形成的压力和招商引资所带来的驱动力，构成了中国产生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虽然有时地方政府的作用过度了，由此带来不少弊端，且常常为人所诟病，但是，应当明白的是，构成了中国出现公司型地方政府的基本背景又与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显然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后发国家极具普遍性。由此说来，中国地方政府产生乃至盛行公司化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先不必急于去讨论公司型地方政府是不是我们最终所追求的政府模式，本文只是想指出，用企业家的精神来打造政府部门，重构地方政府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应该学习用企业家的眼光，以“企业家精神”来“打造”一个“企业型政府”，以此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例如，这些年来浙江商人受到各地的欢迎，除了引入资金外，这些地方也从中体会到浙商精神，学习到浙商精神。浙商中的温州商人所具有的实干智慧的企业家精神给中国其他区域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勤奋务实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开放精神、敢于自我纠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场优势的思变精神和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这些浙商中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成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据研究，“企业家精神”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他将“企业家”看作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而十分重视企业家精神。尔后不少学者对“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内容作了许多概括。企业家精神罗列起来有这些特质：诚信、创新、敬业、合作、自治、坚韧、服务、学习、远见卓识、挑战、务实、富有活力、牺牲等。笔者以为，地方政府通过学习敬业、诚信、服务等企业家精神，可以构建出一个具有敬业、创新、合作、诚信、理性和服务精神的政府。

敬业的政府。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这首先值得地方政府学习的。GDP只是地方政府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才是地方政府的不竭动力。

创新的政府。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政府学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就是指要有锐意进取、克服因循规守旧的心理的诸种精神风貌。

合作的政府。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伟大的企业家是最擅长合作的，而且这种合作精神需要扩展到企业的每个员工。但是，我国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跨区域的合作差强人意。作为一个治理者，政府要像企业家那样需要“学会如何与他人协作”。

诚信的政府。诚信是企业家的立身之本，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原则，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诚信自然也是为政之道。但个别地方政府多的是“任性”，而不是诚信。因此，要以企业家重“商誉”之精神，建设诚信政府，而诚信的政府的根本就是兑现承诺，“言必信、行必果”。

理性的政府。企业向来重视成本效益关系。而我们的政府部门通常只注重投入而非产出，对于“成本—效益”较为麻木。为此，政府需要学习企业家们的成本概念，转变投入产出理念，这就是说，要强化行政成本核算意识，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强调成本核算、讲求效率的的政府，是一个理性的政府，必将是一个为人民所拥护的政府。

服务的政府。顾客至上导向是企业立足的根本。但是，在政府中，很少有人用“顾客”一词，大多数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只知道为领导、上级服务。因此，需要把企业家精神中的服务理念引入政府管理,树立“顾客至上”的新观念,把政府的公共服务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们来选择公共服务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

总之，我们对于出现多时且目前依然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老板化”现象、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应当宽容些。当然，地方官员自身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老板，你们只不过是带引号的“老板”，你们依然是政府的官员，而作为带引号的“老板”重要的是师法“企业家精神”，重塑地方政府，建构出具有敬业、创新、合作、诚信、理性和服务精神的政府，从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作者为浙江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延伸阅读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贬低招商

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回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打开国门，吸引外商投资，引进资金技术，而使国人眼界大开，经济蓬勃发展起来的。发达地区除了区位条件的优势外，也走过了政府主导干部带头的招商引资过程。更何况中国经济落后地区能有资格和底气说，政府不用动员和组织招商在家搞公共服务吗？经济发展有“马太效应”，越好越好，越慢越慢，慢了就会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市场竞争不相信眼泪！

因为招商引资，宿迁这几年各开发区新增就业的就有20多万人，这是我们最看重的指标。为官一任还是要讲政绩的，只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不要不问青红皂白贬低成为负面的东西！

招商引资需要人才。经济薄弱地区因为条件所限往往留不住人，学有所成的人不回来了。相对学历层次高、能力强、信息渠道多的人集中在官场上。干部不带头招商难道能推给百姓吗？我们也在做以商引商的工作，也发动民间招商，甚至聘用过社会专业招商人员，但远远不够。干部有优势，有身份用来为发展应该把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一个市长的“官商”样本

回首以前的经历，原安徽界首市市长王显义认为自己唱的不是“白脸”，也不是“红脸”，而是“灰脸”。

他本来是做企业的，无心走仕途，却仍把一只脚踏了进来，还被推到了市长的位置上；当他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候，又被拉去管理企业。最后，当他怀疑自己是否更适合做一名“全职企业家”时，组织再次明确把他定位为“官员”。

王显义的两次兼职生涯中，第一次是“政治待遇”，第二次是“挽大厦于将倾”。第一次兼职发生在1995年，那时他担任阜阳化工厂的厂长，同时兼职市化工局副局长，也算一段名副其实的“官商”经历。

王显义说，那个时候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卡”企业、向企业“吃”“拿”“要”是普遍现象。他有了化工局副局长的头衔以后，职能部门此类不规范的行为收敛了很多。

到沙河酒厂兼做厂长并不是王显义的主动选择。市委主要考虑到王显义懂经济，有长期在工厂的管理经验，认为他是挽救沙河酒厂的不二人选。刚开始那阵子，他花在酒厂的时间比在市政府要多，一心一意想尽快为酒厂理出个头绪。但市政府的一些事情也是必须要做的：开市长办公会议、参加常委会和班子会议、党组织民主生活会，还有下基层视察、接待上访等等。两边工作冲突不断，他经常恨自己分身乏术。

和职工深入交谈之后，王显义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把酒厂鼎盛时期口碑甚好的老厂长请了回来；二是请一个在营销上很有一套的年轻人来做销售经理。

两人都到位以后，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再呆下去，已经很难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了。在2003年3月，王显义“剥离”了自己的厂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