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变革中的中国经济，很容易走上歧路。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个模式和理论来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的成长过程。但实际上，中国不仅这么大，而且地区差别更大。历史上长期以来的演变，导致中国各地区在初始禀赋、人文环境和体制结构上的差别惊人，很难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单一的经济体制。所以，有时候在经验研究上把地区分开的做法是更有意义的。当然，对一地方进行案例的跟踪和试验研究，对于澄清一些复杂的现象有时也的确非常有用。

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很大篇幅的报道，说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生产的第100万辆汽车下线了。这是个惊人的消息。根据这个报道，奇瑞今年6月份以来还与美国的量子基金成立合资企业，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以及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开始了战略合作，而且与我们用市场去换技术的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做法相反，它们要用技术去换市场。

其实，奇瑞也好，李书福名下的吉利和华普也好，它们都有着与中国的其他汽车企业不同的战略。它们是否最终成就中国的汽车产业，让我们拭目以待。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毕竟不是传统的国有企业模式，而真正是企业家自己的企业。在中国，你会发现，这样的企业家的企业从来不是诞生在咄咄逼人和条件优越的上海或者北京，而是诞生在并不起眼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它们有着与大城市的汽车企业不同的成长和扩张模式。

中国的产业崛起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精彩还不仅于此。其实，即使是在大的中心城市里，汽车这个产业的成长模式也是各有各的特色，很难说谁一定胜过谁，谁必然战胜谁。它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也为了同样的目标，但它们的做法和成长模式还就是不完全一样。

一个很好的例子，研究中国经济的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艾里克·斯恩(Eric Thun)对中国汽车产业崛起模式进行了研究(见斯恩新书《在中国换车道：外国直接投资、地方政府和汽车领域的发展》Changing Lanesin China：Foreign DirectInvestment，Local Gov-ernments，and AutoSector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他花了7年时间在5个地方进行调查和追踪，写就了这本书，颇受好评。他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之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春的汽车产业的成长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在体制上，上海模式的特征是集权的行政体制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似乎更像日本；而北京和广州的模式是分散的行政体制加上市场化的企业关系；长春和武汉的模式则正好是分散的行政体制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看上去几乎是北京和上海两种体制最糟糕的组合，但它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

体制这个东西是复杂的。把它拆开来，应该包括了政治、行政、人力资源、环境以及历史。但是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结构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可以想象的是，每种体制的相对功能以及强弱环节的分布结构是不同的，所以，尽管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春都依赖与外国汽车公司的合资经营，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同地方的汽车产业发展路径的不同。在这些城市里，只有上海能比较好地把合资的汽车企业的国产化率迅速提高，而广州和北京就做不到。原因是，在上海，汽车集团公司是由原来的行政主管局改制过来的，因此，汽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可以继续依赖着政府的行政力量来维系。而在北京和广州就不是这样，它们的汽车企业必须依赖市场并且竞争性地去生存。

汽车产业的成长只是中国体制变革画卷的一个很小的侧面。在很多方面，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是很有看头的。中国是个巨大的试验田，但奇妙的是，试验的并不是一种模式或体制，而是不同的制度。被经济学家十分看好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模式，就根本不是一个模式。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制度的设计，但懂得“包干”这个土办法的道理。于是中央与地方很快实行了财政大包干的财政税收体制。到了1988年，由于在实践中通过讨价还价和不断的修正，3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城市实际上实行着六类不同的财政包干的体制。

北京、河北、辽宁等10个省市实行的是收入递增包干的体制。而天津、山西和安徽3个省市实行的则是总额分成这个体制。大连、青岛和武汉3个计划单列市实行的是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的体制，这种办法是在“总额分成”基础上增加的收入再进行与中央的比例分成。广东(包括广州)和湖南采用上解额递增包干的体制，它以1987年上解中央的收入为基数，每年按照一定比例递增上解。上海、黑龙江和山东实行定额上解的体制，也就是按照原来核定的基础，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确定固定的上解中央的数额。吉林、江西等其余的15个省(市区)则实行着定额补助的体制，即按照原来核定的基础，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实行定额补助。

回顾这20多年的诸多体制改革的经历，中国没有恪守固定的模式，而是允许不同的地方尝试新的不同的模式，这样的做法在其他转型经济里很少出现。很难说这是中国政治的优点还是缺点。但无论如何，这使得中国的体制变革总体上带有了浓厚的自然演进的性质，尽管政府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虽然批评家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经济体制的种种缺陷，但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地方差异和不同的模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性，看起来有很多弊端的体制并不一定产生糟糕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试图去评价珠三角的模式与长三角的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上海与北京、山东与江苏的模式优劣，试图告诉政府什么才是最好的模式，但这些努力几乎无济于事。这些模式的差异依然并继续存在着。观察中国的体制和经济发展，兴许微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这些地方模式的差异，并且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才能更好地懂得尽管从整体上看漏洞百出，但20多年来总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中国经济发展。割裂或者分离这些模式的做法都可能误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模式就是不存在一个模式。

中国的制度条件为什么允许并可以出现这种多样化的模式？它让我着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体察与研究。经济学家有时候会发现，中国各地区的禀赋、社会、政策与体制条件的持久差异往往为我们经济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天然试验的场地。比如，做教育回报、贫困、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政策的评估等，中国这样的自然试验场是不可多得的。于是，细心的观察常常带来额外的喜悦。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