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金融业存在体制性弊端

“中央高度关注世界金融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伴随的问题。”江涌告诉本刊记者。权威判断指出，目前我国金融业抗风险能力有了明显提高，金融体系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在当前较高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升值市场环境下，我国发生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和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以及金融机构自身控制风险能力不足，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不到位，企业和社会整体信用水平低，始终是我国金融安全运行的长期隐患。

江涌认为，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其一，实际不良贷款仍然需要警惕。据银监会公布，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已降到约8%。但是，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而且，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其中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其二，操作风险突出。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总行行长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

其三，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不断向银行风险转化。新一轮股市与房地产形成的许多资产泡沫与银行资金关系密切。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同时，复合性金融风险不同程度地积聚。一是“外在风险内部化”。比如，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内在风险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比如“中航油”事件。

而且，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在江涌看来，最为严重的“道德风险”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信用的滥用。银行坏账冲消、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

为此，他强调，“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政府部门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容易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还可能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