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内一家专业人才招聘网站最新发布的调查结果在职场广为流传：在１５００余名受访的企事业职员中，超过九成的人在进入新年之际感到焦虑。
焦虑，疲惫，挫折感，“亚健康”……上述种种“群发性病症”在年终之际腾然而起。值得关注的是，面对“年关综合症”的来袭，身在职场的不少人都没能幸免，被一一击倒。
“年关”两字好焦虑
曾是大学同窗的小钟和小汤，最近见面时互叹苦经：新年刚到，人怎么就又累又烦躁，还常常失眠呢？
小钟是上海一家知名房地产公司传媒部的职员。他说，每年到了１２月份和１月份，工作量就陡然增大，一来每年都有几笔大业务要在这段时间敲定，二来还要“忙里偷闲”写年终总结，１２月份刚刚提交完上年总结，１月份还得赶写下年计划。“忙是挺忙，可心里依然空落落的。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只有重复，没有进步，一年到头，只有深深的疲倦。”
研究生毕业的小汤进入一家外资银行营业部工作已半年有余，但日复一日繁忙而琐碎的柜台工作让他情绪低落。柜台工作挺简单，不用多久就熟悉了，然而，让他感到痛苦的也恰恰在于此。“我带着雄心壮志和十足干劲来到这里，却被安排成天重复做着枯燥的事务。可我是一个新人，上级不可能给什么机会。眼看着新的一年到来，我却看不到自己的将来，不能抱什么希望。郁闷啊！”
“郁闷”的不只是他俩。日前，某网站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针对ＩＴ、金融、制造业等１５个行业１５００余名企事业职员的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多达９１．７％的被调查者在岁末年初之际“感到焦虑”。
在这些“焦虑者”里，２８．４％的人认为“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碌碌无为”，２６．７％的人表示“上一年的计划目标没有实现”，１７．１％的人“在上一年里工作不顺”，而１４．５％的人开始为自己见长的年龄担忧。
谁动了我的情绪？
元旦刚过，外企员工小莉因为一份“年终总结”而要求住院，不想上班，不想见家人和同事。她说：“我上年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出色，年终总结很可能会挨部门经理批评。一连几夜睡不好，第二天头昏脑胀，腰酸背疼。”
岁末年关，单位开始进行各类总结、评优、应酬、人事变动，“年关综合症”也随之悄然袭来。不少职场人士感到无聊、无助，较多地出现烦躁、焦虑、多梦、恐慌、脾气火爆，部分人甚至出现注意力无法集中、肠胃不适、头痛、失眠等一系列“亚健康”症状。这些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活得真累”，或者“活得真没劲”。
打量“年关综合症”，可以发现以下几种情绪：
情绪之一：疲劳崩溃。常用语：“这么多活，烦死了！”、“真想辞职不干了！”
一些职场人士忙碌了一年，身体就像一直绷在弦上的箭，到了年关，潜意识产生一种松懈心理，此时如果还有忙不完的工作任务，就越发难以承受。
年关出现的“倦怠分子”，以教师、医生、律师、警察、公务员等职业的人较为常见，尤以女性居多。最普遍的反应就是做什么都烦，每天都无精打采，郁闷、失落，总想大哭或者摔东西，就没一件顺心事。
情绪之二：无心工作。常用语：“新年来了，春节快到了，一年到头，什么时候才能放假啊？”
症状表现为：心情浮躁，什么事都做不下去，精力不集中、坐立不安，反应迟钝，特别容易走神。
情绪之三：焦虑迷茫。常用语：“唉……”
不少人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时，一声长叹、一脸惆怅，仿佛什么成就都没有，荒废了时间，提及自己来年的前途，更是没来由地“心慌慌”。这类人群以从事销售、ＩＴ业的职员居多，且以职场新人尤甚。他们经常“瞎琢磨”：“明年晋级有戏吗？那么多人都走了，是不是我也该辞职？”
心理专家分析说，中国人素有“年终算账”的习惯，“过年”也因此成为“过关”。重压之下，那些面临考核的上班族较易产生恐慌或无所适从的情绪，例如因跳槽、换岗导致不适应，因收入不高、过年拮据而自责恐慌等等。这一心理不加以疏导，还可能引致其他生理疾患。
为何“最近比较烦”？
把脉“年关综合症”，人们注意到各式各样的“病因”：因加班加点而疲倦；因上年计划未完成而恐慌；因竞争压力而焦虑；因公司裁员而心神不宁；因公司和个人前途而忧虑；因被提拔到新岗位而无所适从；因“是不是该跳槽”而烦恼……
人在职场，年关之际为何比较烦？
有分析认为，新年到来，春节进入倒计时，喜气洋洋的气氛渐浓，而这一氛围更易引发职场人士的心理落差。如同聚会能让孤独的人感到更孤独一样，在“本该很快乐”的日子里，种种令人不快的事情被突然放大，在种种困乏不安情绪的叠加之下，焦虑感不断升级。
同时，在多数人的认识中，新年意味着辞旧迎新。一些感到前一年工作不理想的人，或者还没来得及规划未来的人，就更容易在这个时候对未来感到迷茫，会为时间过得太快而惆怅，会对自己的停滞不前感到失望。
除了“年味”的影响，专家指出，“年关综合症”的根源，还在于社会观念压力和制度缺失。
一方面，白领等职场人士受到社会观念的压力要大于富豪或者“低保户”，而这导致职场人士对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的理解产生偏差。网站调查显示，“一年碌碌无为”和“目标没有实现”成为半数以上受访者焦虑的主因，但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认为，实际情况是，多数职场人士并非“能力不足”或是“缺乏职业进取心”，而是一直“忙着回答社会观念的要求”，逐渐加重了焦虑感。
于海认为，“成功”在当前社会观念中已经有了“量化指标”，例如住房面积大小，很多明明只需要１００平方米房子的企业中层管理者，却要为供得起１５０平方米以上的房子而努力。“相当一部分职场人士不是为了提高自己而打拼，而是迫于社会对他的要求不得不拉紧自己的神经。”
另一方面，专家认为，三大制度的缺失也需要引起关注和思考：
一是就业压力，这一压力正从“职前”转到“职中”，不只是求职者，就连身在职场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感到不安；
二是户籍、人事等方面的制度障碍。于海认为，这些障碍阻碍了职场人士的流动，影响了他们追求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格局尚未形成，使他们缺乏归属感，容易产生不安和功利心理；
三是分配制度的弊端。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指出，大多数职场人士不属于高收入与低收入范畴，既不是国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得益者，又不是二次分配的受益人。与此同时，收入水平的差异又非常明显，同样的空中乘务工作，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月薪为８万元，而一些国内航空公司的月薪却只有８０００元，这让不少人感到不公。“这种差异感并非来自于能力差异，而是来自于机会不均和现实之困。随着一些城市里外资企业的增多，集体焦虑感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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