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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7日16:43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林纾（1852-1924）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人。早年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其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崇，曾任北京大学老师。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崇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1921年的一个冬日，河北易县梁格庄，大雪漫天，千里一白，原野空旷，不见一人，唯有脱尽落叶的枯树残枝在朔风中抖动。一位七旬长者步履蹒跚地来到光绪帝崇陵前，抬眼望见“红墙浓桧杂立于万白之中”，一种悲抑之情油然而生，行至陵前，“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守卫宫门的卫士们也愕然为之动容。归家后，长者满心感慨，遂赋诗一首，曰：

崇陵九度哭先皇，雪虐风饕梁格庄。

百口人争识越分，一心我止解尊王。

世无信史谁公论，老作孤臣亦国殇。

留得光宣真士气，任他地老与天荒！

这位对前清念念不忘的老翁名叫林纾。

喜怎敌过忧

林纾，晚清民初著名翻译家与文学家，当时的文坛大腕。他首度翻译了大仲马的《茶花女》、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一系列欧美经典名著，领风气之先，拥粉丝无数，人称“译才并世数严林”。当然，本文既不赞其翻译成就，也不谈他古文造诣，而是要说说林纾是如何成为遗民的。其实林纾本不想做前清遗民，然而世事难料，辛亥前后的一系列类似坐过山车的遭遇，让他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

说起来林纾也算个苦命人，一生七次参加会试，愣是颗粒无收。后来他死了心，不再谋求功名。辛亥前那几年，可谓林纾的幸福时光。首先1906年，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聘请他出任预科教授，主讲经学与修身。林纾与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姚永概一同研讨学术，传道授业。喜事还不止这一件，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厚积薄发之作《畏庐文集》，开印万册，迅即售空，若当时出版界也有类似今日的畅销书排行榜，此文集定当稳坐第一把交椅许久。林纾也因之赚了个钵满盆满。

然而形势总比人强，对时局的担忧很快冲淡了出书的喜悦。辛亥前夜，革命风潮已不可阻遏。山雨欲来，风先满楼，林纾自然已嗅出了一种异样的味道，于是颇为无奈地给清廷写下如此断语：

嗟夫！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

这既是不祥的预感，更像临别的挽歌！

“共和之老民”

不出林之所料，武昌首义，全国影从。京城内谣言四起，官民恐慌。为保阖家平安，1911年11月9日，林纾封存好家中的财物，携带着全家老小前往天津的英租界避难。虽然在津门衣食无忧，但老来遭逢离乱之灾，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当听闻老家福州发生兵变，林纾终夜难眠，感叹“所惜无辜民，蹂躏谁见援。商疲寡便家，灾酷无完村。一旦罹兵革，挈孥恣崩奔。”一天，林纾在街上遛弯儿，发现天津“一带报馆各张白帜，大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欢呼，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

现实让他明白革命大势所趋。即使再痛苦，自己也必须作出抉择：究竟是做前朝之遗老，还是做新朝之国民？恰巧此时有一件事让他彻底打消了疑虑。他的大儿子林珪原在河北大城县任知县。直隶光复后，新政府非但没有反攻倒算，而是令其留任。儿子能够继续做“国家公务员”，且前景不错，这使得林纾颇为欣慰。

他决定赞同革命。按照他的话讲，即“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林纾的理由倒也充分，一来革命已成，无可逆转；二来回顾几个月的情形，新旧鼎革虽然看似激烈，但流血极少，民国不是“杀出来的”，更像是“谈出来的”。况且新政府中的要职都由旧派人物出任，也让林有种“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难怪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宣称“新正当易洋装，于衣服较便”。

“与清相终始”

不过，这位“老民”还没做几天，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1912年正月十二晚上，林纾在北京“小有天”三楼宴请南方临时政府专使团成员刘冠雄。就在酒意正浓之际，忽听窗外喊声震天，炮声隆隆，流弹穿梭，“火光已射阑干角”。这子弹可飞了不是一会儿，而是一夜，林、刘二人被困在楼上，整宿心惊胆战，未敢合眼。堂堂青天白日之下的中华民国，哪来的这么多嚣张猖狂的乱军流匪？林纾深深不解。

1912年10月，林纾举家返京。这位自诩“共和之老民”的文人不断在报纸撰文，为“新政”出谋划策。不过，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教仁遭人暗杀，“二次革命”硝烟再起，时局动荡不安。

民初乱象让林纾如遭当头棒喝。失望之余，他只得以“讽喻乐府诗”的形式来抒发对现状的不满：“共和实在好，人伦道德一起扫！入手去了孔先生，五教扑地四维倒……男也说自由，女也说自由，青天白日卖风流。”

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四处笼络人才，林纾才高名重，自然在收买之列。但林对老袁很不感冒。袁多次派人带厚礼威逼利诱，林颇受骚扰之苦，作诗一首，递给说客，诗曰：

渐台未败焰恢张，竟有徵书到草堂。

不许杜微甘寂寞，似云谢胐善文章。

胁污阳托怜才意，却聘阴怀觅死方。

侥幸未蒙投阁辱，苟全性命托穹苍。

杜微乃三国名士，西蜀屡次征辟，皆坚辞不就；谢胐为南朝重臣，视名利如粪土，志节甚高远。林纾以二人自况，暗示老袁若是欺人太甚，我便“觅死方”；如果停止纠缠，我继续归隐，以“托穹苍”。既然林纾拒绝为自己捧场，一向待文人还算客气的袁世凯无计可施，就此作罢。

此情此景，恰如林纾所言“时局日坏，乱党日滋。天下屹屹，忧心如捣。无暇作谑，但有深悲。”他又一次站到了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只是这一回的处境更加逼仄：民国让人无奈，清朝又回不去，何处才能安放林纾这颗孤魂野鬼般的心灵？思来想去，也只得去做遗老了，把自己锁进“同光中兴”的回忆里。

自此始，林纾的思想愈发拉倒车。在1917年的“文白之争”中，他固执己见，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此后，遗老、守旧、顽固、反动各式骂名，一一扣在他的身上，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标签。

1922年旧历十月，宣统举行结婚大典。溥仪特书“贞不绝俗”的匾额，用袍料褂料等包好赐予林纾。林倍感荣耀，作《御书记》以示感激。显然，他已把“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的话忘到九霄云外。不过，拥有林纾这般心路历程的人，除了如此，又能怎样呢？正如郑振铎所言：“这样的人实不仅林先生一个。有好些人都是与他走同样的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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