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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0月10日逐渐临近，武汉“辛亥热”显著升温。
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对面不远处，一栋造型独特的现代建筑刚竣工不久，这便是全国首家辛亥革命博物馆。虽然场馆仍在布展，开馆要等到10月初，可目前已征集到数千件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物，以及大量图片、文字资料。
一张有些泛黄的老照片，让记者印象颇为深刻。这是一张剪辫子的照片，画面上，革命军战士一手拿剪刀，一手揪着路过行人的辫子，利落地把它剪掉。
武昌首义后不久，湖北军政府即颁布条文，革除一系列旧习俗，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剪辫子。武昌各城门设立检查哨，禁止蓄辫者出入。在革命党看来，剪掉作为满清帝国象征的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其实晚清末年，武汉已有不少回国留学生、新式学堂学生和洋行买办剪掉辫子，这在当时是另类行为。许多人剪掉辫子后慑于清王朝的淫威，还买一条假辫子以备不时之需，那会儿假辫子生意不错。鲁迅当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特意买了条假辫子挂在脑后，结果被同学戏称为‘假洋鬼子’。”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皮明庥说。
辫子看似个人身体上的小事，但在特殊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当年，清兵入关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来逼迫汉族人，许多汉人为了抵抗，不惜豁上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时，剪辫子与蓄辫子又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准之一。
在革命党的倡导下，剪辫子渐成社会风尚。许多人甚至约好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一起聚餐庆祝。在不少人的辛亥记忆里，民国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也有一些顽固派，或因为效忠清廷，或害怕革命失败，不愿意剪掉辫子，可又不敢公然拖着长辫子在街上行走，那将会遭人鄙视，甚至有可能被强行剪掉。“于是，他们戴起帽子来，把辫子卷在里面。”皮明庥说。
后来，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一时间，假辫子又供不应求，成为紧俏品。小小的辫子，成为那个大变局时代最生动的细节表征。
与剪辫子几乎同步，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人们的服饰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服饰景象所取代，穿衣戴帽成为个人政治立场、思想倾向的一个鲜明标志。
“服饰是中国最显著的变化。你知道，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服饰风格和我们有着多大的差别，你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华人没有穿戴中国服饰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身着西式服装成了一个人时尚的标志。”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基根-罗森克兰茨公司驻华代表约瑟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如果这种崇尚西方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全球服装市场的影响是令人惊讶的。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瑜认为，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国体，还给民风习俗带来了深刻变迁。“当时，湖北军政府还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废除‘大人’之类的封建称呼、用鞠躬代替跪拜等等。”冯天瑜说，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旧的封建礼仪废止了，平等、自由等新观念取而代之，为人们所接受。
辛亥革命志士后裔、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故事。林上元的外祖父张难先，是湖北较早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创始人之一。武昌起义后，老资格革命党人李亚东从清廷监狱出来，出任汉阳府知事。一次，他乘坐四人抬大轿去都督府，结果在门口被卫兵所拦，原因是官轿与新潮流不符。张难先知道此事后，对好友李亚东进行了善意的责备和提醒。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以武昌起义为标记的辛亥革命，虽然最后只建立了一个空有招牌的共和政体，但它破旧立新，改变了社会习俗，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为日后新的革命爆发做了充分铺垫。”冯天瑜说。
关注大时代中的小细节
剪掉辫子、禁止缠足、弃穿长马褂……这些生活层面中的细节问题，是我们观察历史的一个极佳视角。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政权或者说一种文明的衰落、消亡，往往可以先从衣、食等生活细节中看出端倪。
辛亥革命爆发时，拖在中国人脑后的那根长长的辫子，如果从1644年清兵入关算起，已经留了267年了。在革命党看来，剪掉辫子意味着满清政权的寿终正寝，辫子的去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野来看，剪掉辫子更是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要求。西方人认为，蓄辫不仅累赘、落伍，还极不卫生，是愚昧的表现。1872年，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幼童，脑后就都拖着辫子，因为清廷严令不许剪辫。到了美国后，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把辫子侮辱为“猪尾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幼童就把辫子盘在头顶，还用帽子使劲压住。这种有些滑稽的造型，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富士山”。
剪辫子，是力求融入世界的一个象征。对此，晚清一些王公大臣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要剪辫子。后来被革命党炸死的满清贵族良弼，就率先剪去了辫发。这表明，剪掉辫子不单是革命党的政治诉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记者 杨祖荣 通讯员 刘念涛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