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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1883-1944)
本名汪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官费赴日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10年3月刺杀清摄政王未遂,被清廷关押至1911年11月。1912年赴法国留学,1915年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代为起草“总理遗嘱”。1937年抗战爆发,汪精卫于1938年12月潜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政府主席。1944年11月10日病亡于日本。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炸毁其南京的坟墓。
1911年的大半时间,汪兆铭都是在天朝的大牢里度过的。谋刺摄政王,按律当满门抄斩,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判了个终身监禁。活命的原因很复杂,有人说他长得太帅,又是留学生,清廷起了爱才之心——后世评他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可见不虚。
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总是激烈争辩。
肃亲王:朝廷正在预备立宪,改革政体,这不正是你的革命目标吗?
汪兆铭:革命党人主张的不是立宪,而是推翻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肃亲王:三民主义要“灭满兴汉”,宣扬民族仇视。能够和平改革,何苦要流血?
汪兆铭: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把国会作为皇帝的傀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
汪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兆铭的勇敢赢得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尊敬,不过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在《民报》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精卫”,这个名字象征精卫填海般的坚定意志。在1911年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谈起他,总会赞叹:
汪精卫,一个刺客。
暗杀时代
1908年,同盟会陷入困境,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躲在海外,贪生怕死:“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同盟会高层也开始分裂,许多青年开始灰心。汪精卫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
他执意北上,临行咬破手指,给同盟会同乡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血书,哭昏过去。这时的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一行,已经潜入北京。
暗杀对象锁定满清贵族,第一个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没机会下手。汪精卫转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顺天时报》上的一条消息:
海军大臣载洵赴英考察,腊月半回京。
可惜事有凑巧,当时清廷正狠抓官员廉洁作风,王爷也不敢摆架子。没有八抬大轿,只见一群红顶官员混杂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车站。
目标无法识别,带着炸弹的汪精卫悻悻而归。
银锭桥案
这次行动失败后,汪精卫总结教训,开始调查高官们的日常起居,最后把暗杀目标确定为摄政王载沣。
载沣每天早晚都会往返醇王府与地安门上下班。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打算从墙头上扔炸弹将载沣炸死。
谁知那几天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载沣绕了条路,从鸦儿胡同往南拐入烟袋斜街,过银锭桥,从北海后门进地安门。
汪精卫只好修改计划。他注意到银锭桥宽不足3米,长不足10米,桥北还有一条阴沟。汪精卫等人商议后认为,可将炸弹埋于桥下,点火者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只是炸弹起爆,点火者也难生还。
喻培伦找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可装50磅炸药。
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同往银锭桥下埋炸弹。他们用铁镐铲土,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三人连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黄复生、喻培伦将铁罐搬到桥下,终于埋好了炸弹。谁知起身时他们发现,桥上竟然有人。
这人是谁?史料记载不一。一说是居民刘某到门外小便,发现桥下有人,招来了巡逻的警察。一说是有个赶大车的,其妻已三日未归,出门散心发现桥下有人,以为是其妻与奸夫,就点起灯笼准备捉奸。
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是警察赶到,在桥下起获了铁罐和电线。汪精卫此时正在照相馆里和陈璧君话别,准备天亮后慷慨赴死。谁知黄、喻两人仓皇奔回,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
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出城。汪精卫则认为不必,炸弹虽然暴露,警察未必能查出是谁干的,不妨观望一下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歹徒谋刺摄政王。”舆论分析,这是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和载涛刚从伦敦回来,嫌疑很大。
没有人怀疑革命党。汪精卫放心了。
他中计了。真实的情况是,警察见铁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铁匠铺打探,同时在报纸上声东击西,稳住刺客。果然,“鸿太永”的铁匠指认,铁罐是“守真照相馆”定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拒绝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主谋,与他人无干。
肃亲王善耆见二人视死如归,意识到处死刺客只会激起党人的愤怒,局面更加失控,遂决定从轻发落,以安民心。
斡旋和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出狱,千余群众聚集法部大狱门口迎接。
出狱后的汪精卫认为,袁世凯在北方“年深名盛,声势威力无其右,若与清廷合力抗我,北事无可为也,北方根本不解决,演成南北局,致全国流血,祸无己时,外人乘此瓜分,是我国不亡于满清,而亡于革命也。”汪在袁入京组阁后,亲往说之,痛陈时事厉害,袁世凯为之动容。15日,汪聚集北方党人于天津,组织京津同盟分会,以执行说袁倒清的任务。同日,汪与杨度成立国事共济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据称,11月27日,汪与袁世凯长子在袁的座前义结金兰。
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与南方的联络人,函电不断,并于12月9日随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等南下展开南北议和会谈,双方俱以汪为议和参赞。
1912年3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纷纷解甲归田,汪精卫和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同往南京。8月,他与陈璧君举行婚礼后一起前往法国留学,拒绝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那时还没有“汉奸”这个词,汪精卫不会想到,日后他将在南京承担千古骂名。年轻的他只想着兑现在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