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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23日17:47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王闿运（1833-1916）

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出生于湖南湘潭。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咸丰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主讲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

宣统三年正月朔，湖南巡抚转达清廷谕旨，为奖励绩学硕儒，科举周甲（六十年前乡试中式），特授王闿运翰林院侍讲衔。传统中国读书人以中举人、登进士与点翰林，为最辉煌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未中进士，却在晚年“跳级”做了翰林，对七十九岁的闿运来说，实在是一桩能娱暮景的乐事。他善于搞笑，专为这事写过一副对联：“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按，“齿录”即乡试、会试中式诸人的同年录，又，翰林院俗以中式年份较早者为“前辈”，而闿运是特授翰林，孑立无朋，编不出同年录，遂亦不能按部就班，找着自己的前辈。下联则说光绪三十二年第二届留学欧美毕业考试，毕业于美国菲力德非医学院的牙科博士徐景文考列一等，赐医科进士出身。此联运用“今典”，十分妥帖，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谈资。

长沙城里逢动乱

既蒙特授，不能衣锦夜行，怎么也得省城走一遭，坐坐首席，听几句吉祥话。闿运上半年乡居，勤于著述，到了秋间，买船赴省，就是冲这个乐子去的。孰料八月二十一日，他率家人自湘潭来长沙，船才靠岸，就听到“湖北兵乱”的消息。前天，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正是武昌首义的日子。

次日读报，说黄兴在汉口领军抗敌，截断河桥，闿运以为“颇有布置”。不过，其时黄兴并未抵汉，传闻有误。他经历过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囯战争，与中枢的肃顺、前敌的曾国藩与左宗棠诸人都有深交，见惯战乱，如今赞一句黄兴，与当年称赞李秀成有勇有谋，是相同的意味。在他心中，黄兴终属“贼党”，或有一时的风光，终究归于覆灭，武昌暂时沦陷，将来亦必光复。因此，听到“鄂乱”的消息，他并不慌张，照常访友宴客，照常与家人打麻将，照常自嘲与周妈（佣人之妻，与他关系暧昧）的关系，“如慈禧遇李连英”。

三十日，他去访日本学者盐谷温（时从叶德辉学），听说城中外国人“已半走”，仍然不慌不忙，发了一通感慨：“狐媚可取天下，鼠窃岂可取耶？”所谓狐媚，以他早年劝曾国藩挥师入京“申明祖制”以阻止垂帘听政的事迹，大概能猜到他说的是慈禧太后。至于鼠窃，则是他把康、梁与孙、黄混为一谈，误以为这次“肇乱”是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发起“不自量”的“革命”。

明晨，他在左文襄祠门口，亲闻“武夫传呵”，说革命军已经攻入巡抚署，再亲见“须臾，满城白旗”，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不是一时一地的小变乱，而是改天换日的大事件。有点慌，因为，“余亦为俘矣”；有点怕，因为，“在城，终为陷贼”也。此地不宜久留，走为上，可是，“至西门，不得出”，“至南门，已闭”，不得已，只能回到城北公寓，命儿子再探再报。

坏消息不断传来。长沙知县被革命军杀死，巡抚余诚格（素交）弃城而走，谭延闿（前湖南咨议局长，世交晚辈）“从贼”做了参议院长。既无由求助于体制内高官，又不忍心徇从反体制的贵人，进退维谷。所幸七日后全城解严，赶紧离开长沙回到湘潭。

老同志遇新问题

回到老家，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供职于厘局的老朋友找他，请写信给谭延闿，证明自己“不与贼通”，他长叹一声告诉朋友，谭延闿就是参议院长。族孙被革命军抢劫，向他求助，请帮忙报官，他只能说，“今无官”，但也“不可报贼”。常大淳（前湖北巡抚，与太平军战，自杀）的孙子来慰问他，一见，却已剃发，还说要往湖北投效革命军；由此，想到刘长佑（湘军名帅）之孙，也投了革命党，不由慨叹“世职从逆”，朝廷“恤赏全无报也”。更令他揪心的是，三个儿子先后剪了辫子，皆已“从逆”。

他经历的“洪杨之乱”，那么残酷，身边也没有这种现象，从破坏程度来说，“辛亥之乱”要轻得多，时间也才几天，世界这是怎么了？“自来乱未若此，不乱之乱，如大乱也”。老同志碰到新问题，难怪他感到迷惘。

他给老朋友写诗：“仙家乐鸡犬，儿辈失冠巾”，描述目睹的乱象。他给自己写诗，却找不到合适的题目：“欲题七哀，无可哀；题为感遇，又不甚似；改题为悲愤”。终于，他给逃跑的巡抚朋友写信，以新词描写“悲愤”，自以为准确表达了感受：“一时才彦皆无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党，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专制，共和，自由，独立，这些新名词，如此混搭，更让我们体会到闿运的迷惘。这是真慌了。

好容易挨过几个月，民国成立，改换年号了。元年正月朔，他在日记写下三个字：“不受贺”。次日，看到清帝逊位、袁世凯任总统的电报，他总算平静下来，说：“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总结得很好。清末施行排挤汉人（重要职位皆旗人），皇族组阁（利益集团垄断权力），推迟立宪（能拖就拖，当绅民是傻子）的政策，不是视治国为儿戏吗？武昌首义，孙、黄、宋诸元勋事先全不知情，即使身在现场的首义将士也没能统一思想敲定开战的准确时间，不是视革命为儿戏吗？“打酱油”的立宪派诸君子也是毫无把握，半推半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不也是视政治为儿戏吗？三方都玩过家家，总有一家要崩溃，而崩溃的原因，就看谁更“儿戏”。无疑，清廷得分了。

“请君莫洒新亭泪”

平复心态后的闿运写了一句诗，恢复了所谓“帝王师”级别的判断力，诗云：“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上联，他不将时代巨变归功于革命党，下联，也不认为“乱党”孙文（他在日记曾称为“孙帝”）与“世兄”袁世凯（论辈分闿运为世凯父执）之徒真能底定乾坤。而在己，他则说：“请君莫洒新亭泪，且复清春指杏村”；所谓新亭之泪，谓东晋诸人被驱赶到江南，缅怀故国，“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不由得纷纷堕泪。闿运以为不必如此，因为，他对朝廷（自慈禧政变成功上位后的朝廷）早已绝望，对国人（自湘军崛起后的争利胜于立名的风气）不抱希望，数十年来，纯以老庄之法入世，游戏人间，除了眼见的风险（如岁末缺钱度岁，兵乱易致戕身），再不以世事萦怀。

元年冬，宋教仁（时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返湘，现身于闿运八十大寿之宴，转达袁总统请湘绮先生主持清史馆的建议。闿运其时正要送女儿去上海，“怯于盘缠”，遂与教仁扯了一会儿史学淡,即欣然应之。

有朋友听说闿运将北上，投诗相赠，劝他莫做“莽大夫”（以王莽喻袁世凯），闿运认为这是善意，“诚为爱我”。但是，在这样的年代，莽与非莽，又何有界限可言呢？于是，吾人读史，就知道中华民国清史馆首任馆长不是别人，就是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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