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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层民众
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于是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政治变动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但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
六、列强
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外来的，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然生发的结果，因而在讨论近代中国所有问题时，都应该注意列强的态度和影响。
辛亥革命的发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就是要仿照法国人一百多年干过的那样，终结帝制，恢复民权。所以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列强在第一时间的反映，以为武昌新军的举动合乎正义的原则，合乎西方人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承认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
列强与清廷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按照旧的价值理念，武昌新军及后来的湖北军政府，其实就是叛党就是叛逆，现在列强不是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指责新军的反叛，而是承认其交战一方，这无疑是在鼓励支持湖北军政府和各地新军向清廷施加压力。这就为后来的政局演变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当南北和谈胶着不下，清廷内部强硬派迟迟不愿就权力分享作出实质性让步，君主立宪政治架构毫无实现可能的时候，强烈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南方革命党和新军将领终结帝制走向共和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