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被问责是依据何规何矩？被追究责任的官员能不能重新异地做官？“问题官员”辞职是否可能导致其逃避法律责任？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潘复生向记者列举了当前行政问责的“异象”，并呼吁加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推行“异体问责”，健全问责制度，实现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的转变。

潘复生说，目前，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属内部问责，即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还远没有达到“政治问责”的高度。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充当了问责主体。

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对象大多还局限于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而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特别是目前，一些由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

潘复生认为，当前，我国对官员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并不清晰，使得官员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

例如，在每一部门和每一官员不能明确自己的权责、也无法通过恪尽职守避免失误发生的情况下，仅为“以平民愤、暂避风头”而去问责，甚或将推行问责制仅作为有利于宣传和提升政府形象的举措，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而且还会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甚至可能沦为选择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从而掩盖更大责任。表面上可能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

潘复生认为，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的问责，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出现所谓的“伪问责”。这种监督的缺失，当前主要表现为：问责过程中的监督不到位，对问责的质量和公正性构成挑战；问责后的监督缺失，包括问责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受问责官员的处理和具体安排等，还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潘复生说，官员问责涉及不少高官，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还是对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问责对于他们而言，是否就是“永不使用”？还是可以“将功补过”？同时在一些问责事件中，涉及官员种类差异很大，有时为了平民愤，追求迅速处理，难免会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这就很难保证每次问责都是公正的。

针对行政问责出现的问题，潘复生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大多问责都是“权力问责”而非“制度问责”，这也使得“问责”弹性较大。

他认为，应当创造环境和条件，强化“异体问责”，即系统外部对内部成员的问责，主要包括人大、检察院、法院对同级的政府及相关官员的问责，人大对检察院、法院的问责等，但核心是以人大为代表的民意机关的问责。(记者 戴娟 文峰)